这一期讲宋朝南渡诗歌。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一讲大多数内容取自顾友泽《宋代南渡诗歌研究》一书，我将书中近300页的内容压缩为一讲，干货满满，不过不可避免的是其间夹杂了我的私货。
下面进入正题。
关于南渡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尚未有明确定论，这里取靖康元年（1126年）宋金战争爆发到高宗禅让（1162年）这一时间段为分析范围。宋金战争爆发对士人的精神状态、士人思维、国家政策等影响颇大，并一直持续到建炎、绍兴年间。下限取高宗退位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与秦桧坚持的投降政策即将终结，二是在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退位的时候金主完颜亮被击退后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南侵，南宋政权的危机基本解除，北宋向南宋过渡也基本完成，这时中兴四大家也已经登上诗坛，宋代诗歌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不过，对南渡时间的界定并不意味着只是对这一时期的作品进行分析，由于诗人的创作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诗人的创作不可能与历史阶段的划分完全一致，并且考察南渡诗坛的状况必须考察靖康之难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这又涉及到北宋末年徽宗在位时已经登上诗坛、入南宋后继续创作的一些诗人，同时因为南渡时期很多诗人的作品难以系年，他们的一些作品或写于孝宗朝，这些便一并视为南渡作品。
诗人大多是士人，尽管南渡这一时间段只有短短不到40年，南渡士风却几经变幻，对诗人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影响。
首先要提一下徽宗时期黑暗政治影响下的士风，这一士风在南渡时期仍有延续。
徽宗时期党同伐异风气严重，寡廉鲜耻、曲意逢迎、奔竞成风、见风使舵、明哲保身，这些我们从小说《水浒传》中可以窥见。靖康之难爆发直接刺激了士林，并产生新士风，虽然党私仍然存在，但这时士大夫的人格有所恢复，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公言公论代替私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并且经过几次大战役的胜利，士人的孱弱风气有所改善，士风稍趋刚健。再说南渡中后期，到绍兴八年，赵鼎罢相，秦桧独相，又重新恢复了高压政治，士风走向孱弱和浇薄。
败坏的士风对诗歌创作有极大的负面作用，一方面影响到诗人的人格、心理，从而影响诗歌的品质，一方面产生了恶劣的文学生态环境，使得诗人出于种种考虑，或不作诗，或控制诗歌的流传范围从而亡佚，或避而不谈政治使得真实想法无法在诗歌中表现出来。必须指出的是，北宋末年的党争非常严重，文禁、文字狱成为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被屡屡使用。秦桧专政时（即绍兴八年到秦桧去世），此风甚严，关于抗金主题、时事主题的诗歌数量锐减，一度成为了潜流，而且这股潜流随时有被发现的危险。
对南渡诗歌的分析是以整体来考察的，在考察之前又得说明一下南渡诗歌的艺术取向，这就涉及到宋调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审美范式即唐音和宋调，对这两者的审美观念在严羽《沧浪诗话》中有鲜明的立场，这里不作展开讨论。我以前讲陈寅恪时曾提及“同光体”诗风，其中闽派的代表陈衍提出“诗莫盛于三元”的看法，即开元李杜时期、元和韩孟时期、元祐苏黄时期。这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对中国的诗歌面貌影响深远。北宋元祐时期基本确立起宋调的基本范式，很大程度上南渡诗歌是元祐诗学的延续，不过靖康之难却也冲击了这一艺术取向，慷慨激昂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曾短暂地重现于诗人笔下。这些南渡诗人也开始关注起其他的诗歌渊源，这对后面中兴四大家的产生有极大影响。
基于此，必须对元祐诗学作一个回顾。
一般来说，元祐诗学分为苏轼一派和黄庭坚一派。元祐之后的诗坛因苏、黄诗名甚著，诗歌创作成就颇高，门下弟子又众，导致效法其作者很多，整个诗坛几乎为苏、黄两种诗风笼罩，因而也自然形成了以苏、黄诗风为主导的审美倾向。苏轼诗派“求物之妙”，追求自然，笔力雄放。黄庭坚一派即江西诗派，江西是江南西路，徽宗时期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共25人列入江西诗派，南宋方回的《瀛奎律髓》又提出了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说法。一祖即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领袖，他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主要理论并且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创作群体，由此广泛风行，一度延续到南宋末年。黄庭坚学习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在句法上，黄庭坚大量创作拗体诗（拗体诗是诗歌的格律定型以后的变体），杜甫创作拗体诗是偶一为之，据《瀛奎律髓》统计，杜诗159首七律中，拗体仅19首，而黄庭坚311首七律中拗体占153首，占了近一半，并且黄诗拗的程度非常大，可见为了“不使句弱”到了什么程度。还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理论，即将前人的句子借过来稍换几个字使其焕发新意，他在诗中大量用典、用僻典，这一嗜好也影响到南渡诗人创作。章法上，为了不使句弱，黄庭坚刻意求奇，章法陡急多转；还提出“诗眼”，即为了不使语俗，提倡炼字。故此，黄庭坚诗歌形成了生新瘦硬的风格，这也是江西诗派的总体风格。
陈师道也推行以上观点并大量实践，语言上虽则质朴无华，但仍旧作为构成宋调的成分而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黄庭坚标榜学杜，杜甫的诗固然有雕琢，但杜诗的雕琢是自然的，而黄诗是人工的，这两者的区别恰恰是唐音和宋调的距离。江西诗风的盛行也逐渐暴露出其流弊性，基于此，吕本中提出了“活法说”，“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矣。”这是江西末学对江西诗派的补充和纠正，然而忌弱忌俗始终是江西诗派的坚持。对杜诗学习最到位的是陈与义，经历过南渡的他融杜甫的生活经历和诗艺于一身，创作出一系列风格酷似老杜的诗篇。在当时也有些人明确表明对江西诗派的不满，如黄彻。
另外，南渡时期因为政治变乱也出现了一群流放诗人，因而对苏轼的学习还有其旷达情怀，有些还标举陶、谢、韦、柳，诗风呈现出隐逸风貌。这也是因为苏、黄二人的创作杂取众家，苏轼学习对象有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陶潜等，黄庭坚学习杜甫、李商隐、韩愈等。不过在具体实践上，后人学苏学黄尤其是后者，经常亦步亦趋，专主一家，流弊明显，这也是后人对唐音评价之高对宋调评价之差的主要原因，尽管宋调源于唐音，但气度始终不如。
南渡诗歌的主题取向是这一讲的重点，这些也是南渡诗坛最具代表性的诗歌主题。
1.时事诗：“乱后篇章感慨多”。
王廷珪《和康晋侯见赠》
儒生无力荷干戈，乱后篇章感慨多。
但拿笔头吟白雪，莫挑马箠渡黄河。
处于南北宋之交，靖康之难的爆发极大地冲击了诗人的生活，首先被诗人纳入笔端的就是靖康之难这一历史事件。
张元干《丙午春京城围解口号》
戎马来何速，春壕绿自深。
要知龙虎踞，不受犬羊侵。
九庙安全日，三军死守心。
傥为襄汉幸，按堵见於今。
吕本中《丁未二月上旬四首其一》
丞相忧宗及，编氓恐祸延。
乾坤正反覆，河洛扰戈鋋。
报主悲无术，伤时秪自怜。
遥知汉社稷，别有中兴年。
还有近乎实录的诗，张元干《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邓肃《靖康迎驾行》等。
因靖康之难动荡的社会生活也是诗歌表现和纪实的内容。
刘一止《闻杭州乱二首其一》
饥来命饷寒索衣，官家养兵如养儿。
时平军律久玩弛，辕门笑歌骄莫随。
往时金陵囚刺史，今者杭州漕臣死。
稽天烈焰穷朝昏，千丈红霞炫江水。
邻州之兵如此兵，呜呼此难何时平。
赵构出逃，扈从李正民有诗《扈从航海》，沈与求《扈御舟泊钱清江口值雨》。
绍兴四年，赵构亲征刘豫叛军，刘一止写下《闻亲征一首》和《贼臣刘豫挟虏骑犯两淮天子亲总六师出征贼骑摧衄宵遁銮舆既还效杜拾遗作欢喜口号十二首》，周紫芝写下《亲征诏下朝野欢呼六首》，曹勋写下《大驾亲征》，等等。
绍兴十一年，大败金人，叶梦得题诗《寄顺昌刘节使》：
四海胡尘久未清，遥闻苦战有奇兵。
妖氛尽扫人谁敌，捷奏初传我亦惊。
授钺已欣传帝泽，挥戈终见静王城。
轩台固有英灵在，更遣将军得令名。
柘皋大捷，叶梦得又写下《淮两军大破贼兵连六告捷喜成口号二首》。
其他涉及重大社会事件的纪实性诗歌还有赵鼎《泊白鹭洲时辛道宗兵溃犯金陵境上金陵守不得入》、周紫芝《次韵道卿喜贼平》、曾几《闻寇至初去柳州》、张元干《赠庆绍上人》等等。可见南渡诗人自觉的诗史意识。
还有泛时事诗，即以历史事件为背景表现社会状态和感受，不拘泥史实，又有时代特征。
吕本中《兵乱后自嬉杂诗》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
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
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
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万事多翻复，萧兰不辨真。
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
求饱羹无糁，浇愁爵有尘。
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情深。
这一组诗写于靖康二年，写金兵围攻汴京并破城，比较出名。
其他表现战乱中人事之悲的还有周紫芝《双鹄飞行》、《二月二十八日雪晴步上西山亭示天用兄弟二首》、《二月五日再火吾庐复免》，李纲《初入潭州二首》、《题刘仲高提刑所藏文与可墨竹》、《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有感》，李正民《示侄淇》、《寄尹叔》，刘一止《二禽言》、《南山有蹲鸱一首示里中诸豪》，胡宏《简彪汉明》，胡寅《登南纪楼》，晁公遡《雨中》，王庭珪《和黄元授喜雨》，等等。其中也有写农民流离失所却因抗金不得不增缴租税的现象，如冯时行《山中宿小民家夜闻虎因有感》：
虎叩门，山风袅袅吹黄昏。
编蓬为户邻虎穴，敢于虎口寄浮生。
干戈时有人相食，吏猛于虎角而翼。
虎叩门，不敢入，使我怆恻长叹息。
在这些泛时事诗中共性的情感是黍离之悲。庾信《哀江南赋》“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这种情绪在外界刺激下显得尤为强烈，或睹物思故，如张纲《僻居》“中原满胡骑，一念一悲酸。”李石《九日类试院雨中制司送酒关子二首》“忍将忧国泪，滴向菊花丛。”汪藻《次韵周圣举清溪行二首》“书生那知破贼事，且复雪涕论悲端。”王廷珪《题宣和御画》“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观画图。”
朱松《示金确然》牢落天涯身百忧，故人千里肯相投。
知君强记当年事，莫说家山恐泪流。
韩驹《又谢送凤团及建茶》
白发前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
苍龙不复从天下，拭泪看君小凤团。
2.流亡诗：“试问中原何处是”
吕本中《祁门道中四首其一》
去程归雁两悠悠，行到荒山尽上头。
试问中原何处是，只言东些是宣州。
战败南渡，流亡便成为了生活，当时不仅有金兵不断南侵，还有各地贼盗横行，故而以流亡主题作诗不仅包括由北入南的诗人，还包括一部分南方的本土诗人。他们辗转各地。以吕本中为例，他流亡的踪迹遍布安徽、浙江、江苏、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这些可以从他的诗中发现：《题泾县水西》“江东住已厌，又却过江西。”《题筠州僧房》“敢道闲居便安稳，今年更欲下湖湘。”，又作《离筠州》、《连州阳山归路三绝》。
漂泊之苦在许多南渡诗人中提及，李弥逊《秋晚十咏.客至》：
客至旋盥栉，出门惊两翁。
山川十年隔，风雨一轩同。
人事等飘瓦，生涯各转蓬。
时危命如羽，忧乐酒杯中。
李正民有《杂诗》组诗，“端忧多暇日，憔悴庾兰成”陈与义《元日》“五年元日只流离，楚俗今年事事非。”
张嵲《舟中感怀》“故园此去浑如客，异县而今却是家。”周紫芝《寒食日归郡舟中作》“一从胡骑入，飘泊到今年。”
赵鼎《寒食日书事》“江海飘零几送春，飞蓬无地寄孤根。”
陈与义《赠漳州守綦叔厚》
过尽蛮荒兴复新，漳州画戟拥诗人。
十年去国九行旅，万里逢公一欠伸。
王粲登楼还感慨，纪瞻赴召欲逡巡。
绳床相对有今日，剩醉斋中软脚春。
也有对江南战乱的的哀叹，如周紫芝的《避兵遣怀六首》“掩面怜痴女，回头愧老妻。惊魂犹未定，边马莫频嘶。”邓肃《玉山避寇》“天宇如许大，八口无处藏。”
除了奔走之苦，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的艰苦，旅居他乡对气候的不适，对故国、故乡、友人、亲人的思念也时常触发诗人情绪。
邓肃《自嘲》“连年兵火四方沸，一饱鸡豚半月无。”王廷珪《和陈柄臣见赠》“当年避敌初渡南，千官苍皇饭不足。”
周紫芝《病起负暄菊篱一首》“江乡郁毒雾，御湿无鞠藭。”陈与义《舟行遣兴》“殊俗问津言语异，长年为客路歧难。”
赵鼎《将归先寄诸幼》“扰扰干戈地，悬悬父子情。”李处权《见怀》“邂逅干戈际，殷勤骨肉亲。”
王铚《送郭寿翁还庐陵》“只有别离心似旧，乱来难得是交情。”曹勋《答赵周卿》“颇喜笑谈皆自在，兵戈聚首盖良难。”
胡寅《酬师中见和》“乱定谁人不土思，如何乡井尚陵迟。”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
吕本中《发翠微寺》（截选）：
却忆京城无事时，人家打酒夜深归。
醉里不知妻子骂，醒后肯顾儿啼饥。
如今流落长江上，所至盗贼犹旌旗。
已怜吴县风俗僻，况复中原消息稀。
其他还有张元干《乱后》、《过云间黄用和新圃》，晁公遡《感事三首》，韩驹《信州连使君惠酒戏书二绝谢之》，邓肃《避贼引》，等等。
3.英雄诗：“南渡诸君且书剑”
黄彦平《己酉人日》
寒梢发颖斗临寅，玉烛初调七日春。
稍稍江云欲回雁，醺醺花气已撩人。
胡来莫道长安近，老去空惊甲子频。
南渡诸君且书剑，北宸双阙正风尘。
北宋以来一直贯彻崇文抑武的政策，重文治而轻武功，不过这也使得朝廷上的武官粗涉诗书。南渡之际金人铁骑踏破了北宋的文治之梦，对英雄的呼唤成为时代的强音。文士们开始写诗呼唤英雄、赞美英雄，不管是古代英雄还是当代英雄。
陈渊《次韵光祖避地眉溪十绝》“当年先主得关张，能使西川弱胜强。”曹勋《秋怀》“何当固赵如颇牧，遂佐兴宛破邑寻。”
张纲《用前韵》“谁解东山问消息，谢公应起为苍生。”李处权《将至兰陵道中以远岫重叠出寒花散漫开为韵其五》“岂无卧龙人，想待三顾出。”
其他如刘子翚《双庙》，周紫芝《过双庙》、《卞公祠》、《秣陵行》，郭印《八阵台》，李弥逊《过留侯庙》，李纲《读留侯传有感》、《读诸葛武侯传》、《哭宗留守汝霖》，吴芾《哭元帅宗公泽》，等等。
此外，诗人作诗也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英雄豪气。吕本中《怀京师》“汉家宗庙有神灵，但语胡儿莫狂荡。”朱翌《陪董令升西湖阅竞渡》“社稷中兴岂无日，群鱼跃水正飞空。”
李纲《五月六日率师离长乐乘舟如水口二首》“江山满目难留恋，试拥彫戈静楚氛。” 王廷珪《和刘端礼》“白面书生铁作肝，风雨未动剑长闲。何时去斩匈奴首，直取西凉尽处山。”
仲并《感时》“驰马弯弓今日事。儒冠深觉误平生。”王廷珪《送周解元赴岳侯军二绝句》“将军欲办斩楼兰，子欲从之路匪艰。十万奇才并剑客，会看谈笑定天山。”
李石《感事》“书生投笔砚，随口说兵机。”李处权《次韵德基效欧阳体作雪诗禁体物之字兼送表臣才臣友直勉诸郎力学之乐仍率同赋》“崆峒漫倚防身剑，枉负平生作男儿。”
王之道《秋日书怀》“安得尚方三尺剑，扫除骄寇献俘囚。”李石《谒武侯庙》“借君白羽扇，万马饮黄河。”
其他还有周紫芝《次韵吕居仁》，喻汝砺《八阵图》，张守《题舍弟舒啸亭》，陈渊《次韵沈公雅相庆》，葛立方《携家避地》，曹勋《和孙倅见贻八首》，李纲《以旧赐战袍等赠韩少师二首》，刘才邵《和李仲孙韵因以奉勉》。王之道《送管养正长歌》，等等。
至于武将诗人群体，其实诗人和相关的作品微乎其微，但将南渡武将诗人置于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中考察，南渡武将诗人又是同类诗人群中的高产群体，南渡武将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看图：
南渡武将诗人的作品与战争关系密切的数量如此之少出人意料。究其原因复杂之极，大体有二，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武将诗人创作走向文人化，他们不愿意在诗中表现与其身份相符的内容，反而将文人关注点较为接近的内容写入诗歌当中；另外，宋代的审美思潮总体以阴柔美为主调，阳刚美退居为次要位置，如北宋诗坛很少有边塞诗之类的作品就是明证，这些武将诗人既无经验创作此类题材，又与文人相交过密，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上便只是偶一为之。何况文人也已经创作了一定量的该主题的诗歌，这也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
上表除宗泽和岳飞反映军旅生活及抒发作为军事将领情怀的诗歌稍成规模外，其他诗人很少表现该类题材。
宗泽《感时》“措世于泰宁，归来守丘樊。”岳飞《寄浮屠慧海》“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宗泽《华下》
千岩层出乱云飞，失我平生洞府期。
夜据征鞍不交睫，举头弹指睡希夷。
岳飞《题新淦萧寺壁》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而随着南渡中期议和政策呼声的高涨，宗泽、岳飞等将领的死亡，李纲、赵鼎被挤出朝廷，秦桧独揽大权，英雄诗的高潮也告一段落，诗坛顿时因高压政治陷入暗哑，时有几声叹息传出。
4.反思诗：“谁使中原干戈起”
李纲《崇阳道中作四首其三》“谁使干戈起，坐令民物疮。”
南渡诗人对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和如何复兴赵宋王朝在诗中多有提及，这就是南渡诗人的反思诗，这些诗中含有的反思主题往往不是整首诗的主题，而只是其他主题的附属，故而诗人的反思带有随意性，是直接说出自己的结论，没有深入论证。
对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大概有四种说法。一是开边说。张元干《奉送李奉送李叔易博士被召赴行在所》“深知祸起取幽蓟”，郑刚中《送方公美少卿宣谕京畿》“胚胎此祸者，起自燕山役。”，周紫芝《《次韵伯尹食糟民示赵鹏翔》“昔年贯朽内府钱，诸公何苦开汉边。”，吴芾《《续潘仲严秋夜叹》“ 咄咄奸谀何误国，二十年来启边隙。”等等，都是长诗。持此说者较多。
二是师弱说。王廷珪《张持操携徐献之侍郎书见访兼出示著述中兴论诸杂文为赋诗一篇以文轴还之他日亦录寄献之也》“宣和治极久忘战，羯奴骑马嘶淮甸。是时犹屯百万师，无人北向放一箭。”
三是大臣无德无能说。李纲《夜霁天象明润成百韵》“虽含恭俭姿，顾乏英伟臣。邪正相杂揉，盈庭事纷纭。机会一朝失，安危自兹分。愚儒不远虑，贼退已安眠。”吕本中《无题》“胡虏安知鼎重轻，祸胎元是汉公卿。”
四是皇帝失德说。陈与义《邓州西轩书事十首其五》“皇家卜年过周历，变故未必非天仁。东南鬼火成何事，终待胡锋作争臣。”
至于复兴国家，这些诗人分别从重用人才、安民等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李处权《寄萧国器》“夷吾不去齐何患，叔向方来晋可知。得士则兴今亦古，可能只直五羊皮。”晁公遡《送刘文潜如吴下》“请言尧舜道，第一在安民。”对岳飞、韩世忠被弃用的惋惜，如李光《丙子正月二十三日纪事》“圣君若用当时将，一洗烟尘宇宙清。”
南渡诗坛的反思诗数量不多，完全独立意义上的反思诗更少，艺术水准也参差不齐，但仍具有时代性，这些反思诗折射出那个时代士人的用世精神和理性精神。
5.中兴诗：“直把杭州作汴州”
林升《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渡时期的诗歌中“中兴”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这些中兴诗歌的背后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和自欺欺人的的谎言。在南渡初期，诗人笔下的“中兴”多出现于赠答、言志等诗歌中，含有对中兴的渴望。
如朱翌《送郑公绩赴试金陵八首》“谁当挽天河，洗出中兴碑。”郭印《送陈守》“行矣佐中兴，力扶天柱倾。”
李纲《寄吕相元直》“劳公力赞中兴业，衰病安然卧白云。”王之道《和陈勉仲春日偶成二首》“中兴自古须群策，更愿君王慎厥猷。”
还有在宋军胜利时发出的欢呼及展望未来，如张守《来诗过有称誉再和》“喜闻复故境，中兴颂周宣。”曹勋《《闻江上捷音》“中兴大业书歌咏，原刻浯溪颂九重。”
这些，等等，是诗人在南宋朝廷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产生的压抑心理的释放。但是在绍兴十二年，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议和派，在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领的兵权，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后，此后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后，这时的南渡诗坛居然出现了更多的中兴诗。这些诗歌大多以歌颂所谓的“中兴”和与“中兴”的缔造者秦桧为目的，这些诗歌读来面目可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谎言。另一部分的中兴诗是降低了中兴的标准，他们以南渡初期流亡的生活作为参照产生了某种满足感，如葛立方《春日野饮》“十载干戈仅脱身，残年重作太平民。”刘一止《张仲宗判监别近三十年经由馀不访余有诗次其韵》“乱前犹省当时事，乱后浑如隔世人。得见升平且欢喜，莫将心念到亨屯。”
6.隐逸诗：“要将闲适换深忧”
赵鼎《雪中与洙辈饮》
朝市丘园定孰优，要将闲适换深忧。
门阑终日断还往，父子一樽相劝酬。
云锁山林寒悄悄，风吹雪霰暮悠悠。
醉馀身世知何许，莫向东陵觅故侯。
南渡时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和对比，南渡诗人表达隐逸高蹈之趣的诗篇比前代增多，但真正的隐逸诗人，根据汪俊对《宋史》、《宋史翼》的统计两宋之交的隐逸诗人只有21人，与前代相比有减少的趋势。这一矛盾的产生与文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的双重刺激直接相关，生活的不如意促使归隐心理的产生和增强，文人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又使他们无法忘怀世事。
南渡初期，战争和流亡，主和与主战派相互倾轧，中后期秦桧独裁排斥异己，士人的普遍心理悲观，如冯时行《《题涪陵杨彦广薰风亭》“身世如浮云，百年一飘忽。”李处权《和赏卿席上之韵》“须信成名皆志士，故应行乐属吾人。”
南渡诗坛的隐逸诗歌有别于他时，还在于险恶的政治环境，绍兴和议以后，秦桧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人人自危，产生了集体性的畏祸心理。李处权《《次韵表臣见遗喜归》“及此知机同免祝，季鹰初不为鲈鱼。”冯时行《和杨良卿韵新自兴元归见贻二首》“人间平地有危机，归去应先未辱时。”
同时和陶诗、拟陶诗的作品数量大大增加，对陶渊明的人格赞美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诗中屡屡提及，李正民《寄和叔》，李纲《次韵渊明读山海经》，冯时行《忆渊明二首》，范浚《陶潜咏》，葛立方《避地复归故乡》，汪藻《桃源行》，周紫芝《次韵常元明西坑见寄二首》，等等。不过士人对陶潜真正践行的不多，在生活态度上往往以白居易为榜样，白居易所代表的丰衣足食而又不追求太多功名利禄的生活方式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更为现实。
李正民《自嘲》“闲如白傅不饮酒，穷似虞卿不著书。”张纲《老夫辞荣里居行年八十酒间漫成拙句二首述意而已不以示外也》“绿野敢将前哲比，香山幸有老人同。”
在众多诗人群体中还要摘出使金诗人群来说一下。从理论上上讲，使金诗人群应该是比较大的群体，张荣东根据《宋史.交聘表》《金史.交聘表》及《宋史.本纪》统计，整个宋代共向金国先后派出使节190次，其中北宋15次，南宋175次，派出使节共计359人，在这些不完全的统计中，即使将这些使臣的人数分派平均到南宋与金国并存的百余年中，也是可观的，但遗憾的是，南渡使金诗人与作品的数量都很有限。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使金诗人和使金诗歌中，主要有三种共性的地方。一是强烈的使臣意识和民族气节，朱弁《上巳》“常令汉节在，莫作楚囚泣。”洪皓《过曹溪》“半世囚拘愧牧羊，生还四载却投荒。”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三首》“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
二是无奈的弱国心态，宇文虚中《上乌林天使三首》，洪皓《赠彦清》、《小王亲迎赋此赠行卒章聊遣鄙怀》等。
三是故国之思、亲人之思，宇文虚中《重阳旅中偶记二十年前二诗因而有作》“客馆病馀红日短，家山信断碧云长。”吴激《岁暮江南四忆》“几见秋风起，空悲白发生。”洪皓《中秋》“我今一别已三年，中秋三见望舒圆。”朱弁《苏子翼送黄精酒》“为君唤回雪窖春，八载羁愁供一扫。”
其他使金诗歌，曹勋的《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颇有创新之处，
《入塞》
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
城陷撞军入，掠去随故和。
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
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
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
《出塞》
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
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
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
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
写出了一种特殊的惭愤和哀痛，这是一种新的诗境。
关于南渡诗歌的历史地位，这是宋代诗歌史上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南渡诗歌总体成就不高，真正称得上大家的只有一个陈与义，其他还有一些名家如吕本中、曾几、徐俯、韩驹等；南渡诗坛的佳作也不多，但艺术水准不高。南渡诗坛中出现了对江西诗派弊端的讨论，部分诗人开始有意识地向唐诗复归，这也是南渡诗歌的意义所在。
南渡诗歌上承元祐，下启“四大家”。陆游可以说是南宋最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兼学众家，受唐人李白、杜甫和岑参影响甚著，他受南渡诗歌影响也颇大，他曾私淑于吕本中，又从曾几学诗，这两位都是江西末学，陆游早年的诗歌有其深深的烙印。杨万里的诗歌通俗流畅、活泼风趣，形成了“诚斋体”，他积极从唐诗中寻取诗歌资源，但不可忽视的是吕本中“活法说”对其的影响之深，陈与义一些小诗也是杨万里诗歌的先声。范成大首次真正将中国古代两大系统的田园诗歌融合到一起，即反映农民贫困处境的田家诗和描写田园风光的田园诗，这在南渡诗人曹勋已有存在，曹勋的两组同名组诗《山居杂诗九十首》尽管其题材的集中性和成熟性无法和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相比，在广泛性和深刻性上远不及范成大的田园诗。
南渡诗歌因靖康之难及其后很长时间的战乱等外在的政治、军事环境等因素，其内容及风格与时代结合较为密切，形式上，一方面主要继承元祐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开始寻找其他诗歌资源，典型地体现出过渡时期诗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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