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口号大国。从各式口号素材的丰富性来看，口号通常是在锻炼我们的记忆能力而非思维能力。但是，纵使我们背诵下了所有的口号，却总能不出意外地走向错误的结论。下面举一些例子：
A. 在公交车上贴了“禁止在车内随地吐痰”的告示，下了公交车又有“禁止在公交车站随地吐痰”的告示——因此得出“国家允许在任何没有告示的地方随地吐痰”的结论。
B. 在井盖旁贴了“禁止偷窃井盖”的告示，在光纤旁贴了“禁止破坏光纤”的告示——因此得出“允许破坏井盖”、“允许偷窃光纤”的结论。
C. 在小区贴了“禁止养肩高超过35厘米的烈性犬”的横幅——因此得出“允许养肩高不超过35厘米的烈性犬”、“允许养肩高超过35厘米的温顺犬”的结论。
破折号后面那些对标语口号的解读是错误的吗？尽管看起来荒唐可笑，但从字面上看却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解读，因为很多标语本身其实就存在着逻辑缺陷，而且通常只是在列举个别错误的示范、却并不能面面俱到——这体现了口号教育的一大缺点：无法靠简短的文字概括复杂的道理、也无法完整列举所有可能的细节。即便每个人都能把事无巨细的“N要N不要”背得滚瓜烂熟，我们总还是能列举出第N+1个不受法规约束的事例。缺乏道德意义的法规教育是空洞的，因此那些铺天盖地的生硬口号在我看来并不能有效教育并规范人民的行为。让人们从信息爆炸式的口号洪流中解脱出来、多花些时间学习并思考它们背后的道德意义，对教化民众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安检越能够查出枪支弹药，就越不会有犯罪者携枪过安检——宣传口号和安检设备一样处于这种满怀希望、却又不失尴尬的怪圈。
多数口号除了自身所要传达的内容概念模糊，其所要传播的对象也非常地不精准——一个口号总能“棍扫一大片”，让那些与口号内容毫无关联的群众感到“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如在上述三个例子中的五条告示，只对个别人起到些许警示作用，但对大多数人来讲（包括真正的犯罪者）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走在大街上，突然来了一群人打着横幅、拿着扩音器郑重地告诫你“盗窃是不对的”，你会怎么想？你的朋友会怎么想？虽然你知道他们所言不虚，但这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朋友可能反而会因此怀疑你有盗窃冲动，而你要向他们严肃地解释“我并不想偷东西”吗？此时你的朋友也许反觉得你越描越黑，对你心存戒备……看看，这是多么地令人尴尬。
不精准的信息传播非但不能起到教育作用，反而会招致人的反感。但是口号的提出者也许认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家完全可以把与自己无关的口号当作看不见的风景，何必对号入座、自取其辱呢？我认为这种说辞未免傲慢得有些奇怪了：宣传的目的是希望信息能得到重视，而不是鼓励让人进行习惯性忽视；除非这些口号提出者自己就已经“审美疲劳”了，才会认为人民和自己一样能够进行选择性失明。若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默契，我们又怎可能要求那些犯罪者对口号上心呢？
总结来说，我认为口号内容不准确、传达对象不精准是口号教育存在的两大缺点，而“何必对号入座”的开导则像是一种充满犬儒主义智慧的玩笑。反观很多教育书籍和校领导演讲，口号教育的风气依然盛行，内容包罗万象，却样样浮皮潦草；听众哈欠连天，却也总能在关键处报以适当的掌声——从这样一团和气的默契中逃脱，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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