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历史，脑海之中出现的第一个词就是“君主专制”，“君主专制”这个词好像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一对连体婴儿一样不分彼此。但随着年岁渐长，见识稍多，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对于将“君主专制”这个词加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愈发不敢苟同，但限于知识浅薄，却也无法解释哪里不妥。今晚看完钱穆先生写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终于一解心中的困惑。
“君主专制”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词，是区别于西方现在国家的民主政治的一个词。所谓君主专制就是指一切生杀夺予大权全部操之于国王之手，可是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社会。无论在哪个朝代，皇帝都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发布自己命令，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宪法，但皇帝却要接受祖宗和道德的限制。在唐代实施的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中，其中门下省的职责就是审议皇帝的命令是否合理，对于皇帝不合理的命令有权给予驳回。无独有偶，在没有丞相的明朝，朱元璋也给了六科给事中封驳皇帝旨意的权力。所以说中国是“君主专制”纯属无稽之谈。仔细一想我们就知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皇帝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却没有办法忽视其余官员的意见。古代通讯不便，中国又是一个领土广袤的大一统的国家，是以皇帝必须借助士大夫的力量来统治国家，必须给予士大夫足够的尊重。在理想的情况下，皇帝和大臣必须共同遵守规矩，这样国家才会和谐正常的发展，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国家兴盛，必定有一个遵守规则的皇帝。国家衰落，必定有一个肆意践踏规则的皇帝。所谓得君主专制，在中国历史几乎不可见？晏子春秋写到，橘生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是以用西方的文化背景来评价中国的古代政治自然也不合适。
近代西方，无论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离“民主”二主，与民主相伴相生的是为“选举”。因为中国官员要由皇帝正式任命才能生效，所以专制二字就加在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但在实际的选官制度上，即使是在皇权极度强势的明朝，皇帝也无法随心所欲地任命政府官员，明朝三品以上的官员必须经过所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庭推才可以正式任命。明朝万历皇帝在位的时候，皇帝和政府官员之间发生矛盾，皇帝唯一的抗争手段只能是拒绝上朝和拒绝任命官员，而不能随心所欲换掉自己不喜欢的官员。更遑论其他朝代。
选举中国自古有之，但中国的选举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选举是人多为胜，不论是否有能力，只要投你票的人多你就是胜者。中国的选举有一个前提。古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贤能是选举的前提，如何辨别是否贤能，最有名的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清之后被人攻击得很严重，说固化了人的思想，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但事实上，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后主宰中国一个朝代命运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无论是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在我看来，对于科举制度的抨击不过是在目睹晚清政治腐败，中国被列强欺凌之后陷入极度自卑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否定罢了。
人人都说民主好，但就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让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车夫同在街上竞选，这个大学教授未必能选上。若求真人才，公开考试，则未必逊色于选举。人人都说科举制度不好，但多少人忽略了科举制度让社会阶层处于流动状态，科举制度给了底层农民走上社会顶层的机会，而不是像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第四种姓的人永远没有机会上头。
钱穆先生写的这篇文章冲破了我固化的历史思维，给我一个新的观点，让我得以跳出旧有的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历史。
看完钱穆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记载历史的人却未必客观。当我们去阅读历史，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无论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是钱穆先生的史观都只是二人的观点。历史逃离不开政治，政治不会有太多的真相，所谓的真相大白不存在历史之中。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不过是记载者眼中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上的定论。历史没有定论，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的眼光所及，就是你心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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