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由于人有求知的欲望，所以人类可以自称为万物之灵，万灵之长。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下，人类对于知识的追求各有不同。在中西方，具体则表现为中国人讲究“和合”，西方人讲究“具体”。因为和合，所以中国人求知看重整体。因为“具体，”所以西方人求知则崇尚“极限”
西方文化，由宗教起就有全知全能此种说法，无论是耶稣还是穆罕默德，二人都是全知全能的先知。由此宗教再到个人，则西方学者治学也讲究全知全能。西方人重视“具体”，但具体受限现实的学术或科技水平，知识有所不达，则不可谓之全知全能。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求知总是一个阶层阶层来实现的。因为具体所限，所以看到的极限有限，等到一切发展达到“具体”的极限，则极限又拓宽，所以我们看来，西方的求知就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
中国文化不同于是，中国人讲究“和合”，因为讲究“和合”，所以中国人心中天地万物只有一个概念，就是“道”，并且从古到今，自是不变。因为“和合”，所以中国人对于外在事物的认知通常选择“止于所止”。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样的性格在中国向来不是很受欢迎便是一个明证。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是中国文化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大学》右传第三章写到，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朱熹四书集注说，止，当所止之地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讲究于事于物都有一个当止之地，过犹不及。是以中国文化“和合”为上。因为知止，所以中国人遇事总会随遇而安，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然后才有赤壁赋流芳百世。杨慎被嘉靖皇帝流放，然后才有临江仙传诵千古。现代人把古人的知止说做不思进取，实在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不甚了解。
同样是探讨宇宙起源，西方学者必说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中国人则是讲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大部分人看来，西方学者的论点比较具体，比较容易接受。但我们今天说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但是宇宙之外是否还有宇宙？具体之外是否还有具体，一切不得而知。所以中国人说，道可道，非常道。我们把一切我们言语之外的东西称之为“道”，今天西方学者口中的具体宇宙是道，明天西方学者口中的具体宇宙还是道，并且此“道”一以贯之。所以与其说西方学者口中的宇宙具体，不如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与其说中国人口中的宇宙抽象，不如说是亘古不变的概念。
西方人治学求知，于未知之事必定挂于心中，念念不忘，希望有一天可以得到答案，现代人把西方学者的这种态度称之为科学。但是空间之外是否有空间，时间之外是否有时间没人知道，所以西方学者总是在极限之外求极限，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行为罢了。因为太想追求极限，就容易陷入癫狂，所以在西方电影之中“疯子科学家”始终层出不穷。但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知道了人来的祖先是猿猴，知道了宇宙是大爆炸之后诞生的，对于人类自身的文化建设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
现在的人很喜欢说中国古人自称天朝上国，盲目自大，但事实真是如此吗？秦始皇建立长城，难道不知道长城之外尚有民族吗？宋朝经济占据世界九成，难道不知道和自己贸易的是其余民族之人吗？《庄子·齐物论》写到，“有一个开始的地方,有一个不曾开始的开始,有一个不曾开始的开始的开始，”因为有开始必定有未开始,有此必定有彼，万物生生不息，纠缠不已。是以中国人知道外界不可孜孜追求，故而反求诸身。《中庸》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国学者求知知天，是为修身。西方学者求知知天，则是为了打破旧有权威，立下新的权威。
在我眼中，东西方之求知，正如《中庸》所说的君子小人的区别，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中国文人求于天，又以人反哺于天，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西方人求于天，则是想在凡事之中求个明白，最终掌握和天一样的权威，因为掌握了权威，行事自然也就无所忌惮，近代国家发展对于自然的伤害自是明证。
如何在“具体”与“和合”之中选择未来，路就在自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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