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定义，遭受了西方语境下的尴尬，因为在中华文明中，其古文字的出现较西方古文字晚，从有记载的史料中计算，汉文字存在的时间约三千多年。故而在没有文字出现的那些时间，不能被称著文明社会，只能被称著愚昧时期。许多中国学者对此很不服气，总是在史料中搜寻，欲从古文字的记载中找到汉文字出现的年代，借以说明我们有浩浩五千年的文明史，证明其华夏文明历史久远，且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自成体系。
我无意纠结于文明的长短，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对于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习惯于从头至尾地考察清楚，系统性的思考，对于我来说或是更有价值。而弄清汉文字的发生、发展，乃是知道中华文化形成的根本。孔子说得好：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兴许我就是想接近道吧。
可是，不管西方定义下的文明是否符合中华文明，姑且不与论说，世界教科文组织已经把中国新石器后期的《良渚文化》列入世界遗产，并且定义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我从现有的田野考察报告，以及相应学术论著中，并未发现有能被称著“文字”的遗物，说明《良渚文化》被定义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是有其他原因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到被时间尘封的中国远古文化中去探寻一番，把文明的称谓放置在一边，去厘清我们的汉文字从哪里来。当然，我不可能在一篇小文章中把浩若烟海的中国远古文化陈述清楚，就算是我在做抛砖引玉的工作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重庆的火热让我心神不宁。于是我把自己关进空调房，傻傻地坐在电脑边看网页，突然翻到一位民间对古文字有研究的人，写了篇关于中国新石器早期的贾湖遗址发现骨刻文的文章。我对田野考古成果有些许喜欢，在听到说发现甲骨文以外的文字时，自然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继而招惹我去追根溯源，放开本性好奇地思考。
我从查阅的资料中知道了，贾湖遗址距今有八千多年的时间，除了发现在兽骨上刻有符号外，还发现在陶器上也有刻符。这种刻符在一些专家眼中不被定义为文字，也不是文字起源的符号，它虽然有象征的意思在，但是我们现在无法考究其含义。就像结绳记事一样，那些打在绳子上的结能说明一些简单的事，却不能说成是文字的源头之一。而那些刻画在骨头、陶器上的符号，有可能就是记录数量的符号。至于记录了什么，我们现代人不可以用我们的心理，去揣度远古人的心思。我们有些人习惯性的称文字是用于记事的，具有这种功能的符号就可能定义为文字。其实，古人用于记事的方法很多，所以，具有记事功能的符号，原则上还不能称著为文字，我们或可以叫它们为刻符记事。
文字被教科书定义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人们交流的重要辅助性工具。所以，这个定性直接否定了那些呈单个出现的刻符为文字的说法。从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符均是单个地出现在龟甲、兽骨、石器、陶器上，与两河文明的楔形文字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不能称为文字。不过，贾湖遗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刻符，与甲骨文似乎有某些关联，这有待于田野考古新发现，从贾湖刻符过渡到甲骨文，其间存在什么样的文化遗物，可以佐证我们现在的猜想。
贾湖文化被称为中国文明出现的曙光，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愚昧迈入文明社会的第一道门槛。也许这是我们太过热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了，总是把自己美好的期待与愿望与科学对立起来，主观地否定我们心里明白的道理。我喜欢站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同时又用科学的态度来陈述我所看见的世界。只有热情是不够的，正如艾青说：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在我来说，因为国土广大，生活在上面的人民，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所以除了热情，我们还要有理性，用我们的理性去探寻中国远古人类留下的遗产。
虽然贾湖文化中的刻符不能称著为文字，但是从我的认知上来说，贾湖文化中的各种刻符，应该是甲骨文的源头之一。因为它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与甲骨文相同。贾湖龟甲刻符用于远古人类的祭祀活动，甲骨文刻在龟甲上是用来占卜，形式上也有相同之处，共同点都是用来预知吉凶的。
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说明贾湖文化时期以打猎捕鱼为主的生产方式，在一千多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已经开始定居，进入了农耕文化时代。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刻画在龟甲、兽骨、石器上的刻符，现在的一些学者把它们也视为古汉字的源头之一。裴李岗文化比贾湖文化晚约一千年，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贾湖遗址与裴李岗遗都在河南省境内，它们之间是有传承性质的。这个问题对于研究石器、陶器的人来说，是一件简单的事。我想说的，从刻符的角度来说传承是存在的，也非常地震撼，足以让我相信。
仰韶文化在我国分布较广，目前发现的共有五千多处，分布在黄河中游一带，跨度达九个省区，距今约五千至七千年。在发掘的文物中，具有文字意味的符号，刻画在陶器上，共有270个标本，不同的符号有52种。比较遗憾的是这些刻符分散在不同的陶器上，并没有发现在哪一件遗物上刻有多个刻符，也就是说它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比较接近青铜时代的龙山文化，在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刻符，还出现了图像文字，并且在一个陶盆的底部发现刻有五行，十一个被称着文字的刻符，这样排列的刻符在形式上具有了文字的意味。据传说仓颉造字就在这个时期，因此人们比较赞同这个时期发现的图象及刻符，属于早于甲骨文的文字，并被命名为骨刻文。因为这些符号大多刻画在兽骨上，故而为其命名。但是，也有专家不认为这些刻符是文字，也不认为甲骨文由此演化而来，更有人认为是东夷的文字，或者是失败了的文字。个人认为，被专家命名为刻骨文的刻符，属于当时的语言文字，因为这和传说中的中国先人造字的时代同一。而且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看，山东与河南相邻，文化上互相影响和关联是可能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
最早发现青铜器的遗址是二里头，离我们也就三千多年，被判定为夏都，即是夏朝的都城。这个时期出土的文化遗物，有刻在陶片上的刻符，从排列的形式上，满足文字的定义。但是，夏朝一直是被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只是没有文字记录那个时期的事件，因而才存在着争议。不过，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文字存在，是史学家的共识。
当然，中国发展到殷商时期，才出现了成体系的刻符系统，我们把它们称之为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最成熟的文字。这时期我国也进入了青铜时代。事实上，从仰韶文化发展到殷商时期，有五千到二千年的时差，刻符到甲骨文，这里面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目前还无法整理得清楚。但从刻符与甲骨文的比较来看，外形上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在没有考证之前，也就是说说罢了。再说殷商与二里头、贾湖、裴李岗遗址都在河南境内，地理上相近，那么人们的文化传承也就是不争的事实了。
我们的文字从贾湖遗址追溯到殷商时期，再到我们现在，时间上大约有近万年之久，不可不说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足以让我们在其间做许多的梦，展示我们许多奇怪的想象。你可以说我们幼稚，也可以说我们奇葩，但是你也得承认，我们是认真的。因为我们太想知道人类是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我也知道，那些刻画在龟甲、兽骨、石器、陶器上的刻符，还够不上文字的称谓，但从现象上来看，它似乎就在说明汉语言文字就是从那里走来的，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它们之间内在的真正联系。也或许，我们现在对文字的定义，其概念本身就错了，不能用来定义古文字。我们在期待！希望有一天，天降奇才能够读懂并翻译那些刻在龟甲、兽骨、石器、陶器上的符号，解密远古时期的字符，从而解读远古人类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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