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五里

中国大西北——陕甘交界处，我出生的村子叫大户村，为什么叫这个名，我至今未懂，从位置来看，我也不懂她为什么会规划给甘肃，因为从这儿到镇上需要走一个V字型的大沟，而走陕西一个小镇骑车就能去。可能当年规划也有它的道理吧！

      90年代之前，这里的人们绝大多数都住窑洞，现在也有人住。这种在大西北农村随处可见的居民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山坡的顶层垂直取土而下，在规划好窑洞的位置就开挖窑口，一直往进，外大里小，呈拱状，窑洞的墙壁用泥抹平待风干就算完成了多半。避免日后发生意外，人们在窑洞最中间加上竖柱或者横梁确保安全牢固，最后用土砖把窑口砌起来，装上门和窗在留上天窗，一口窑洞就这样大功告成！大户人家一般都有七八口窑洞，窑洞的大小取决于主人用来干什么，一半较深的大约快十米左右，用来人居住，较浅的用来喂养牲畜，这种窑洞冬暖夏凉一点不差于现在的居民楼。我想这种居住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起一直保留到今天。如今大多数人早已搬家，留下来的都是些是风烛残年。闲置的窑洞风吹日晒，没有了昔日模样，有的早已坍塌。

爷爷的那带人是靠大山养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式的小农经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质的满足足以使他们自力更生，不需要与外界多大的联系，大多数的闲农时间，导致他们每天除了串门就是在墙角晒太阳，叼着烟嘴的老头靠在那里，夕阳的余晖散在他那长满皱纹而又黝黑的脸上，望着远处绿油油的庄稼地，一笑露出嘴里仅存的几颗大黄牙，吐出的青烟缓缓上升，他们内心既欣慰有失落，像夕阳余晖似的，既短暂有美丽。

那时候家里最大的家电就是电视机，能看见人的没几个台，简单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没有过多的追求，他们造就了黄土地，黄土地又馈赠给他们，就这样，一年有一年，一代有一代。在爸爸这一代，大人们都到外面打工了，家里的地能送人都送人了，只留下几亩较好的耕种。

小时候我们去镇上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没车，有车你也买不起，大家只好走着去，几年前，村里有了班车，每天一趟，那条原始的小路已经长满青草，再也看不到过往的足迹。所以我现在很能走，没事徒步半程绝对不是问题。记得小时候跟大人去逛庙会是最快乐的事，那时候不管有多远都非得要去，父亲是一个对钱很细的人，因为它来之不易，所以对它倍加小心。小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多于的零花钱。要知道那时候的一块两块对我来说是多么高兴的事，我能高兴一整天，一包辣条，一个玻璃球，一个沙包，能让我们玩上一天。大家都一样，穿的基本都一副模样，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虚荣心和面子掺杂在里面，快乐就是这么简单，那时候，快乐是不需要钱的。

      我上学的事情就非常糟糕。6岁带过去老师还觉得小，不要，我想可能太瘦弱了吧，说了半天才勉强收下。那时候报名是没有书的，父亲从高年纪同学哪里借来的，铅笔盒是用堂哥留下来的，书包是外婆自己做的，红色的特别简单，三四本书就能够装满，我非常喜欢它。我清楚的记得那个场景，早上父亲带我去报道，现在看来那那是什么学校啊，简直就是一个民宅，那时候我对学校没有概念，也完全不懂长什么样子。总共只有五间房，一间是老师办公室，一间是放杂物的，剩下三间是我们的教室，老师只有一个，大概30来个学生，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没有自我介绍这个环节，就这样老师帮我安排了座位，我们的课桌是长条桌子和长条板凳，桌子没有桌框，四周是开的，底下有一张板子，可以放书。我的初初初级教育来这样开始了。后来才知道我们那个教室做了两个年纪，一年级在左边，二年级在右边，老师上课都是先上完一年级在上二年级。

       98年我们从窑洞搬进了父亲参与建造的一座五间大瓦房，我家是离学校最近的，至少多睡20分钟，每天踩着点去学校，中午有个电视剧叫《西游记》，这也是伴着我童年走过来的。这样的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家门口的那个学校扯了，我们这支队伍有出发了，离家五里地的那个学校看起来更大气，人也多了，课程也多了，大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了，不单单只是语文和算数这么单调了。也就在那年，我们遇上非典，庆幸我们那里并没有人感染。我只知道是一种流感，直到后来在柴静的文章中，才知道那年是多么的可怕，很多人为此牺牲了，干燥的空气中夹杂着死神的喘息声，人们开始慌张，心里总想说点什么，但有不能说。也就在那年，镇上的一个姑娘考取人大，她是全县高考状元，那姑娘我们也没见过，只是老师组织我们一起看了她的报道，当是感触颇多。发奋也要考个好大学，这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事。只是这种事在多年后的某一天得到验证后只能当是一次春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