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大师的经典著作。值得推荐！
刘知幾谓史学家须具有“才、学、识”三长。三者之中，当以“识”为先。司马迁之佼佼然者，要之在于其“识”也。
中国近代史，各种版本，各种著作，但有具有独立思考之“识”者并不多见。很幸运，我前面看的张鸣先生、马勇先生的近代史，都具有特色之“识”。而最具卓越之“识”者，还得属陈旭麓先生是也！
梁启超曾言，“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之共性，与另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
而史学家则是要通过自己的远见卓识去揭露这一个秘密，去归纳这一背后的规律。从而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
中国近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如果以往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渐进的话，那么近代的中国则是一个突变的过程，从1840年到1949年，百年左右的时间，让中国在文明的震荡中，来回颠簸、混乱、前进、后退、追逐。
之前朝代的变换，始终在农业文明的范畴中折腾，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李家”换“赵家”，“赵家”换“朱家”，即使被少数民族侵略的元朝和清朝，农业文明的大笼子依然存在。
但是，中国近代社会则完全跳出了农业文明的笼子，被迫地进入了一个谁也不知什么地方的茫然境地。
这种变化，先是由器物，再到制度，再到思想。
这种变化，不是主动从容地，循序渐进的，而是被逼无奈、突如其来、极端跳跃的。
器物上，船坚炮利的热兵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冷兵器时代。义和团种种的愚昧举动仿佛就是旧中国糟粕的大展览。由于跳跃太大，工业革命的产品竟然还一时融不进偌大的中国市场，中国的茶叶反倒赚取了大量的国外白银。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英美自然不甘心，用鸦片，用战舰，用各种看似市场交易实际是侵略抢劫的行为把中国打得千疮百孔。
两次鸦片战争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从器物来进行改革。但鸦片战争的失利，打破了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幻想。晚晴后期的新政，开始了制度层面的改革。
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这些已经比器物科学技术的创新前进了一大步。从戊戌变法到民国建立，到袁世凯复辟，中国人慢慢猜发现，如果人的思想不改变，再好的政体到中国也会走样变形。
因此，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著书立说，启迪民智，老百姓也从几千年形成的奴隶的心态中，慢慢苏醒，积极参与起来。 虽然最后民国也是乱七八糟，但是看毛泽的传记知道，新中国早期的开国功勋们，大部分是受到了新思想的教育才有了新的追求和目标的。
为什么有的人顽固不化，是因为那些旧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如果刻舟求剑，不了解历史的变化规律，眼光依旧盯着过去不变，一定会被进步的社会所淘汰。
学历史的目的就在于扩大人的视野，从历史大的视野中看待现实和未来，不为一人、一时、一地多局限。有些人，学历史沉溺于历史本身，还有的学一些谋略和方法，这无疑是买椟还珠的可笑之举。
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为他跳出了封建社会为官方修史的圈子和思路，所以才称得上“史家之绝唱”，但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司马迁也不能跳出当时社会的局限性。我们在阅读史书时，也要有正确的史识和史观，不要困守一隅，而要多看一些视角不同的历史叙事，在比较中，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陈先生这本大作的独特意义在于什么呢？学者沈洁先生有一段叙述非常好，摘录如下：
“讲《新陈代谢》的意义，大概还必须注意和比较不同时空中的中国近代通史写作。陈旭麓先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是怎么书写的？略作分类的话，粗略可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类。前者以李平心《中国近代史》（1930年代）、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0年代）、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970年代）、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0年代）等为代表，主要以反帝反封建及革命的发展为论述主线，讲述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压迫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殖民斗争。后者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0年代）、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0年代）、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1970年代）和徐中约《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1970年初版）为代表，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失败，毫无例外”（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以“近代化”引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思考。徐中约版中国近代史着墨尤重外交，并着力于对冲击回应论的修正，“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
在以上脉络中定位《新陈代谢》，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特立之处。他笔下的中西新旧，是交互而并峙的，不因“西方”便一力贬斥，亦不因“中国”与“人民”便一力颂扬；他讲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新陈代谢”，即其起因、转折，其曲折轨迹，以及历史如何选择、为何选择；他的立意不在于确定几个重大事件、几个阶段并分门别类，而是在一个隐伏的脉络中提炼出重要的问题，以问题引导叙事。陈旭麓先生对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思考，更多来自于经验，即他所身历的现代中国。所有的问题，从历史中来，也在历史的脉络中被把握、清理和讲述。所以，理论、范式、叙述模式的变动是常态，但史学真正的价值，永远在于时、事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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