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前,我们村叫渫南大队;1980年代后,恢复解放前的旧名,叫李家河村;21世纪初,与白沙渡村等合并,改叫白沙渡村了。我在李家河村度过了18载春秋。在我上小学、初中时期(1970年代,我在村里上小学、初中),学生课余生活除了少量的家庭作业,还必须参加集体劳动(当时农村没有不能使用童工的概念,现在依然如故。只是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不忍让自家宝贝干农活了。待1970年代、少量1980年代出生的人步入老年后,农活谁干,天知道);干家务活;其余就是做自己愿意做、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拾蝉蜕,当时叫打知了壳。
每年夏夜,繁星点点,流星掠过苍穹;蛙叫蝉鸣,萤火虫翩然起舞的情景历历在目。彼时有心欣赏夜空美景的时光并不多。为了多打知了壳,我必须早早起床,因为堂二伯父家的继子女也打知了壳,竞争激烈。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头扎双辫,身穿花上衣,黑色棉绸长裤(我妈为了省布,一般都是同样的衣裤各做2套),拎着1个小布袋,肩扛1根细长竹竿,穿梭在村子4、5组约30户家菜园的竹木篱笆打知了壳。篱笆上知了壳最多,一般用手就够得着;而各家篱笆都种有椿树、杨树和苦楝树,树上的知了壳则需要用竹竿戳下来。有的菜园篱笆另一面是棉花地,绿油油的棉地,开满了白花、黄花和粉红花。棉地里间或有1排排昂首而立的向日葵。尽管走完一圈,棉花地里的露水湿透了我的衣裤,但我带着满袋的收获:知了壳,心里美滋滋的。有时路遇同样打知了壳的堂二伯父家的继子继女,大家心照不宣,相视一笑。偶尔问起:“你今天打了多少个?”往往笑答:“不多,不多。”
小学高年级(4~5年级半,我的小学是5年半制)、初中时代,整个夏天的清晨,除了打雷天气,我基本上风雨无阻,奔跑在打知了壳的路上。然后回家吃罢早饭,穿着一身湿漉漉的衣服,上学去了。
我每天打知了壳的收益,大约近3毛(即3角)钱。这些钱完全随我自由支配,父母从不过问。大家可别小看这些钱,我上高中住寄宿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超过3元钱(当时最贵的小炒肉2角,土豆或胡萝卜炒肉1角,小菜5分打3样。我最奢侈不过偶尔吃个土豆丝炒肉,主要吃从家里带的菜;以及每隔3天后,由我舐犊情深、爱女心切、亲爱的妈妈送的菜。但现在见剩菜我就头大,不是矫情,是吃怕了)。每年夏季这笔自挣的零花钱,足够我买纸笔文具以及少量的水果零食了。
我捡拾的知了壳全部卖给了村里合作社的回收部。当时合作社是令人艳羡的公家单位(农村称吃商品粮的单位)。回收部不仅回收废纸书报牙膏皮猪牛骨头,还收购中药材。收购的唐师傅是位白白净净、和蔼可敬的长者。每次他都不检查我的知了壳,快速给我约好秤,付钱给我。因为我的知了壳从不在开口处偷放沙子以加重分量。读初一时的夏季,我捡拾知了壳的收入,竟达16元左右。我用它买了红毛线,第一次为自己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回想起来,当时我为什么那样自私?怎么没想到用那笔钱孝敬辛劳、宠溺我们,竭尽全力让我上学读书的父母?这成了我心中永久的遗憾。虽然现在我赡养父母,这是尽人本分。当年的我,极其不懂事。好在现在的我,一切都还来得及。在来得及时,努力让父母活得舒心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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