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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失败后,倪焕之并没有就此颓唐下来。
他一方面对政治的现状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又依然相信中国总有好起来的一天;就是全世界也总有好起来的一天。
但是,怎样才能变好呢?
倪焕之认为“这自然在每个人懂得了怎样做个正当的人以后。”
他把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归之于每个人不蓮得做个“正当的人”,而要“养成正当的人,除了教育还有谁能担当?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
他把教育工作看做震聋启啧,救国济民的唯一途径,“不管别的,只愿对教育尽力。”
而倪焕之周围的同事们却鄙夷教育工作,他们之所以做了教师,“无非只为吃皈。”
正在企图摆脱眼下孤寂旅环境的时候,有志于振兴教育的蒋冰如邀请他去共事。
这使得倪焕之感到像“全身沐浴在明耀可爱的光里”一样的兴奋。
“所以我们的前头很有希望,”冰如接着说,
“我们的力量用多少,得到的报酬就有多少。空口说大话,要改良国家,要改良社会,是没有一点效果的;从小处近处做起,却有确实的把握。倪先生,我们一同来改良这个乡镇吧。你家里有老太太,不妨接了来同住。你做这个镇上人,想来也不嫌有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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