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后，倪焕之并没有就此颓唐下来。
他一方面对政治的现状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又依然相信中国总有好起来的一天；就是全世界也总有好起来的一天。
但是，怎样才能变好呢？
倪焕之认为“这自然在每个人懂得了怎样做个正当的人以后。”
他把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归之于每个人不蓮得做个“正当的人”，而要“养成正当的人，除了教育还有谁能担当？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
他把教育工作看做震聋启啧，救国济民的唯一途径，“不管别的，只愿对教育尽力。”
而倪焕之周围的同事们却鄙夷教育工作，他们之所以做了教师，“无非只为吃皈。”
正在企图摆脱眼下孤寂旅环境的时候，有志于振兴教育的蒋冰如邀请他去共事。
这使得倪焕之感到像“全身沐浴在明耀可爱的光里”一样的兴奋。
“所以我们的前头很有希望，”冰如接着说，
“我们的力量用多少，得到的报酬就有多少。空口说大话，要改良国家，要改良社会，是没有一点效果的；从小处近处做起，却有确实的把握。倪先生，我们一同来改良这个乡镇吧。你家里有老太太，不妨接了来同住。你做这个镇上人，想来也不嫌有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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