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头》，出自奥斯伯格船冢。约834年。木制，高约12.7厘米。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历史博物馆
基督教既传达精神层面的信息，又在动荡的时代为四分五裂的社会带来秩序结构，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再次发挥了强大力量。
早期中世纪艺术
罗马覆灭之后，西欧孕育出多种文化。移民与入侵时有发生，族群之间冲突频繁又相互融合。在这一融合体之上的是罗马文化传统，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教会逐渐成为欧洲统一的重要力量，强大的政治领袖统治着交替更迭的王朝，其中包括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艺术家们创作出精美而奢华的金属制品，兴建并装点了众多教堂与修道院建筑，制作出大量装饰精美的书籍。
盎格鲁—撒克逊与维京艺术
公元4至5世纪期间，欧洲移民普遍，日耳曼民族是其中的一支，他们的艺术品都便于携带，包括金属制品和珠宝饰品。这些器物工艺精湛，往往由金银和宝石制成。这些民族的艺术传统有时被称为“动物风格”，因为其中运用了程式化的动物形态。这一传统与其他民族的艺术传统相融合，产生出独一无二的器物，例如在英格兰萨顿胡的盎格鲁—撒克逊船冢中发现的物品。
动物风格
日耳曼民族随身携带着各种轻巧的艺术品，如编织品、金属制品、珠宝和木雕。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传统被某些学者称为动物风格，因为他们大量使用程式化的动物形态，融合凯尔特人精湛的金属饰品工艺，创造出抽象与自然、严谨规范与自由想象的独特结合体。
英格兰萨顿胡船冢 一座在英格兰发现的盎格鲁－撒克逊船冢遵循了一个古老传统，即将重要人物的用品与之一同下葬。这种习俗可能反映出对来世的关注，或者只是表达对死者的崇敬。萨顿胡出土的器物说明了装饰母题与技术在不同民族移民过程中的传播。
金带扣，出自萨顿胡船冢。7世纪上半叶。黄金，长13.4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铰链扣，出自萨顿胡船冢。7世纪上半叶。黄金、石榴石、珐琅，长12.7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萨顿胡出土的大金带扣布满精美的动物风格图案。墓中出土的一对铰链扣，同样装饰有缠绕的蛇，用于装饰边框，边框内是石榴石与玻璃镶嵌而成的斜向棋盘。两个扣环的末端都附有曲线形饰板，上面有几对野猪背对背蹲伏着。
囊盖，出自萨顿胡船冢。7世纪上半叶。黄金、石榴石、珐琅，长20.3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萨顿胡还出土了一件金珐琅加石榴石镶嵌的囊盖，原有的象牙或骨质衬板已经遗失，此处为替代品。囊盖上有四组对称图案，各自有其独特特征，表明它们来源各不相同。其中底部位于相对的两只动物之间的人形图案就有着悠久历史。前溯3200多年，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首次发现了这种人形。
《兽头》，出自奥斯伯格船冢。约834年。木制，高约12.7厘米。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历史博物馆
挪威奥斯伯格船冢 一个华丽兽头展示了动物风格的所有特征。它发现于挪威南部奥斯伯格的一艘陪葬维京船，原本是木制桅杆顶端的装饰。将显贵埋葬在船中的习俗似乎始于斯堪的纳维亚，而此地动物风格的兴盛时间长。
“Viking”一词它出自古挪威语“Vinkingr”，意指海盗或袭击者。当这些人驶离自己的海域，前往英格兰或俄罗斯掳掠的时候，他们确实只是“海盗”。而奥斯伯格船并非用于劫掠，而是用于游乐，在平静的水域行驶。
爱尔兰—撒克逊艺术
中世纪早期，爱尔兰修道院成为学术与艺术中心，尤为关注手抄并有彩饰的文学与宗教文本。其中最为精美的手抄本属于爱尔兰—撒克逊风格，同时还结合了基督教、凯尔特与日耳曼艺术元素，代表作品有《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和《凯尔斯书》。
手抄本
爱尔兰修道院成为学术和艺术中心，耗费大量精力来抄写文学和宗教文本。为了传播有关基督、上帝之国和救赎的信息（即福音），爱尔兰修道院需要手工抄写大量《圣经》和其他基督教典籍。每份手抄本都被认为是承载着上帝之言的圣物，需要华美的外观来反映内容的珍贵。
在爱尔兰修道院中，修士分为三类：
初级修士（juniors，学生和新入院者）；
工作修士（working brothers，从事体力劳动）；
高级修士（seniors，经验最为丰富者），负责抄写圣书的是高级修士。
《圣马太标志》，出自《达罗书》。约680年。犊皮纸蛋彩画，24.7×15.7厘米。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达罗书》中代表圣马太的标志的插图展示出纹样如何在突出装饰之时，仍能赋予人物形象以活力。人体部分由带边框的棋格盘图案构成，使人联想到萨顿胡铰链扣的装饰特点。
十字架书页，出自《林迪斯法恩福音书》。约700年。犊皮纸蛋彩画，34.3×23.5厘米。伦敦大英图书馆
《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画有十字架的书页是异常复杂的艺术成果。细密图画家的创作精确度媲美珠宝匠，在几何框架之中倾注了如此密集又充满动感的动物交织纹样，就连萨顿胡囊盖上的斗兽也相形见绌。
《圣马太》，出自《兰斯大主教埃博福音书》。816—835年。犊皮纸墨彩画，26×22.2厘米。法国艾佩尔内市立图书馆
《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表现马太的插图迥异于《达罗书》中的圣马太，而后者的年代不过只早数十年而已。在《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马太正在认真地研究文本，艺术家通过扭转人体来暗示空间感，以斜置的长凳制造出景深。
《达罗书》中的马太则双手垂于体侧，两眼直直地盯着观者。《达罗书》的画面中仅有马太这一个人物，而在《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打结挽起的窗帘后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物，有些学者认为他是手捧《旧约》的摩西，有些则认为是手持《新约》的基督。
《以斯拉恢复圣经》，出自《阿米提奴抄本》。8世纪早期。犊皮纸蛋彩画，50.5×34.3厘米。佛罗伦萨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jpg
在7、8世纪期间，爱尔兰与罗马的联系日益频繁，并开始采用罗马的礼拜仪式。《阿米提奴抄本》（Codex Amiatinus）中先知以斯拉（Ezra）恢复圣经的插图无疑是借用改造了当时修道院中的罗马手抄本。艺术家以斜角来描绘书橱、桌子、长凳和脚凳，表现出某种透视感，仿佛物体退入纵深空间之中。衣物的明暗和地上墨水池的阴影产生了深度感。艺术家还运用色彩混合来造型，这在以斯拉的衣服、手、脸和脚的部分尤为明显。
《凯尔斯书》 在《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出现一百年之后，爱尔兰—撒克逊抄本艺术达到顶峰，其成果就是《凯尔斯书》，凯尔特艺术最为精美的抄本。
Chi Rho Iota书页，出自《凯尔斯书》中的《马太书》。约800年。犊皮纸墨、彩画，33×24.1厘米。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图书馆
Chi Rho Iota书页上绘制着基督姓名的希腊文首字母缩写XPI，同时还有“Christi autemgeneratio”字样，即“耶稣基督诞生之事如下”，表示《马太福音》（1:18）将开始，该福音书中歌颂了耶稣的降生。
插图华美繁复，使人不得不全神贯注阅读欣赏。这与早期拜占庭圣像中圣人的坚定凝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圣像和手抄本彩饰中，图像的力量都无比强大，观者几乎忘却现实而走入画面中的世界。
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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