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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特别害怕过年。年前，父亲都要去要账，一年下来给打过零工的老板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总有些给钱不痛快，就这样一直拖着拖着，拖到了过年。
开春的时候，“要买种子化肥了，您看什么时候把账结了”；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娃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就等着这钱在”……去要账前，父亲总是要找好理由、瞅准时机，要给人一种“不是我想来要账而是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的感觉。
可即使这样，背着书包陪父亲去要钱的我，依然能看到父亲佝偻着腰、双手不住搓动着，面部表情僵硬、扯着笑容表达着自己的请求。对，就是请求的状态。
结果可想而知，一般是无功而返。回家后得知钱没要回来，而学校又急需交钱，母亲就会急得大骂父亲：“我怎么会找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不是教你怎么去要了吗？”或者“要不到钱还回来干嘛，就坐他们大门口，看给不给……”嗓门大得方圆半里都能听见。
这时候父亲也不辩驳，叹一口气，原本就褶皱很深的眉心更加紧地挤在了一起，继续佝偻着腰，出了门，向田边走去。母亲还会追着吼两句，“就这一亩三分地有什么好看的，不吃晚饭了吗……”约莫一个小时后，父亲才拖拉着脚步转悠回来，这一场争吵算暂时落下了帷幕。
其实，母亲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父亲也不是一个没出息的人。相反，在一群热衷于家长里短对打麻将上瘾的七大姑八大婶中，母亲是一股清流。她爱看百家讲坛、动物世界、焦点访谈，还爱看书，我现在所保有的唯一一点关于爱看书的基因应该就是源于她；父亲的勤快在村里更是有目共睹，是村子里出了名的老好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愿意找父亲去打零工，砍柴、犁田……父亲不仅速度快，质量也高。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雇工能理直气壮的不给钱？大夏天里，三四十度的高温，汗都来不及擦，顶着大太阳靠劳力赚的辛苦钱，怎能不给？
父亲脸皮薄，心肠软，加上从小吃苦受委屈太多，造就了他现在闷葫芦的性格，即使受了欺负，也是忍忍就算了。母亲虽然平时看着内敛，却是急性子，最见不惯欺软怕硬的言行。这样一来，冲突就出现了，父亲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人，总觉得那些老板也有苦衷，所以才没钱给，上门去要账的时候还怀揣着几分心虚和不好意思。母亲则更能认清现实，便逼迫着父亲去……
而按照我们村里的规矩，如果年前还不结账的话，就意味着老板是打算赖账了。印象最深的一年，已经是腊月二十八，父亲上门了好几次，老板拖欠着的八千块钱还是没给。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母亲身体不好，家里的全部收入来源于父亲打零工。
连续几天看着父亲顶着灰败的脸色进门，我担心父母间的矛盾会一触即发。战战兢兢地过了一个上午后，出乎意料的是，母亲没有爆发。吃完午饭后，她一个人出了门，快到晚上的时候才回来，口袋里揣着八千块钱，看起来鼓鼓的。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除夕。因为父亲的血汗钱得以拿回来，我也有幸收到了压岁钱。手里攥着那一张大红票，我和村里的其他几位小伙伴兴高采烈地去赶集。小卖部外面坐满了人，我们努力了几次都没挤进去。正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前进时，听到一道粗嗓门的声音，“那女的真是凶，一个妇女不在家里面好好待着，跑出来要账，不给还赖着不走……”
已经记不清当时我多大，约莫着十一二岁的样子，知道要面子了。脸上火辣辣的，生怕围观的群众认出来我就是“那女的”的女儿，低着头攥着那张大红票扭身就走了，都没来得及跟小伙伴们打声招呼。回家之后，我气冲冲地把钱甩到了母亲面前。母亲还疑惑，怎么这次钱都没用？
……
后来，这样的事情又断断续续发生了几次。终于熬啊熬啊，我上了大学，随即毕业，自己开始工作，家里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了，父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干不来这种体力活了。这种要账的日子，正式落下了帷幕。
那些年，我埋怨过父亲的软弱，不满过母亲的强势，可更多的是，对村里人的不理解。鲁迅曾说，他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关于人性的部分，我自身阅历有限还不足以来讨论这个大命题，但也只能用这个词来解释，来努力让自己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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