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青瓷梅花式盏
龙泉窑烧制青瓷技艺迄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以宋元最为鼎盛。至清末，业已衰落的青瓷烧制技艺使得宋元古瓷倍受追捧。当时在龙泉有不少人盗掘古窑址和古墓寻找古器，亦有民间艺人研究仿制古青瓷，皆欲以此谋利。现今，关于民国早期龙泉仿制古青瓷的记载并不多见，而在龙泉司法档案中留存了一些有关仿古瓷纠纷的案卷，为我们了解民国早期龙泉仿古瓷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案件梗概
这起由仿古青瓷引发的案件始于民国七年（1918年），相关档案散落于多个卷宗 ，其中包括民国七年十月至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期间形成的状纸、供词、训令、指令、牌示等各类文书二十九件。
民国七年九月，龙泉大通和银行当手季克明向县公署呈递了一份刑事诉状，据该状所述，张锡妹、张水青先后将五件仿制的假古瓷托名为宋代大窑古瓷，哄骗季克明购买；季克明为转卖图利，以二百五十元全数买下，后察出是假货，无法转售，始知上当，于是，控告张锡妹、张水清以及制瓷人廖献忠串同诈骗。龙泉县公署传审相关人员，张锡妹、张水青供称两人分别从廖献忠家拿货，卖了以后给廖钱。而廖献忠则称自己仿制大窑古器，是明仿明卖，并无欺诈，那五件青瓷是张锡妹、张水青以七十元买去，自身没有串同张锡妹等诈骗。
图为 1918年9月28日，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一九八七号。（现存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
另有大通和银行李为蛟因季克明被骗，函请警佐派警至廖献忠家将瓷器及未完工的半成品收缴而去。廖献忠因此起诉李为蛟，并递呈至浙江省长公署和浙江实业厅，恳请返还瓷器。据“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一九八七号” 和“民国七年十月四日浙江实业厅指令第一六五七号”，浙江省长公署和浙江实业厅皆令龙泉县公署查明实情，并指出仿古和伪造不同，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应保护。
图为民国七年十月四日浙江实业厅指令第一六五七号
其所烧仿瓷明定价格，公开出售，也不能以欺诈论。后县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被缴的瓷器。但廖献忠以“磁被更换”为由，不愿领回，继续递呈。因档案不全，最终结果无从得知。
廖献忠与仿古青瓷
这宗案件中的关键人物廖献忠，是龙泉城镇西街人，晚清庠生，清末民初开始研究仿古青瓷工艺。《龙泉县志》中有廖献忠传略，称其因脚瘸，入仕无望，弃学改研龙泉青瓷，取大窑村古窑址残瓷苦心琢磨，反复制作，试验成功，为民国初龙泉仿制古青瓷之鼻祖。民国七年九月廖献忠控李为蛟的刑事诉状中，亦自称“剑水贫儒、清朝庠士”。至于研制仿古瓷的缘由，他是这样叙述的：“恨先人之无业，痛步履之维艰；……是用气愤寒酸，志谋艺业。闻塚中之祭器，实海外之倾心，爰采精泥，以仿古式。”虽是为求生存而研究青瓷，但廖献忠亦明言海外喜好古器亦是其仿古原因之一，未尽之语是仿制古器易于谋求厚利。他在给浙江实业厅的禀中也曾提到，“宋朝龙泉哥弟二窑古磁价目巨大，或香炉一只，花瓶一对，动博数千金。”但宋朝古瓷年湮代远，制法早已失传，仿制并非易事。据廖献忠所言，他搜罗阅读各种有关制瓷的书籍，研究十余年。“爰采精泥，东寻美釉，西雇良工”，花费大量资本和工夫，才摸索出独到的仿制工艺。
龙泉窑青瓷贯耳弦纹壶
廖献忠烧制青瓷的技艺究竟如何？季克明的诉状中言及张锡妹等人骗其购买的青瓷“颜色夺目，一见倾心”。季克明会受骗，除开张锡妹等人高超的骗术外，更在于那五件仿古瓷极其精美的工艺。廖献忠更称自己所制仿古青瓷，“晶莹之色靡殊”、“绿翠之形相似”，远近闻名，上海、日本皆知。“虽是新瓷，世窑难仿，可与宋瓷并价”。对龙泉青瓷工艺做出巨大贡献的陶瓷专家陈万里，也曾赞廖献忠所制青瓷为“仿古极精之品”。由此可见廖献忠仿制宋代龙泉哥弟窑青瓷的技艺确实高超，甚至可以假乱真。不管廖献忠仿烧古器究竟是为制伪谋利，还是仿古明卖，又或追寻传统技艺的兴趣，其在烧制仿古青瓷方面的成就不容忽视，对恢复传统制瓷工艺的不懈努力亦值得肯定。
案件之外
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关于这宗仿古瓷案件的资料，在记录案件本身以外，也保留了不少地方历史信息，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到民国早期龙泉青瓷传承发展的有关信息。清末民初，龙泉的制瓷工艺虽已普遍衰落，但由于宋代哥弟二窑古瓷颇受海内外追捧，有民间艺人费尽心力研究仿制古瓷，产生了一批仿古高手，诸如廖献忠。虽不清楚从技艺的角度而言仿古瓷究竟达到怎样的水平，但从史料描述来看这批仿制品相当精美，足以以假乱真。
龙泉窑青瓷褐斑三足花囊
廖献忠在给浙江实业厅的禀及其他状纸中，也提到自己曾将一些酒杯之类的小件上呈浙江省长公署、浙江实业厅、道尹公署各级机关，并倡议筹款恢复龙泉窑烧制青瓷之事。他表示自己所掌握的工艺愿为国有，“开外国之利源”。在民国时期，如廖献忠一般的民间艺人并不鲜见，对恢复传统工艺做着不同程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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