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迷惑着我,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被解答的,譬如,如果坐在老爸自行车后座的时候把脚伸进轮子里会发生什么?生活的经验告诉我,我会痛到嚎啕大哭然后被惊慌的老爸送到医院,在余下的很多天里享受被人搀扶的生活。而有些问题是难以解答的,譬如,为什么各位亲戚不是那么熟悉的长辈见到我基本会说“哎呦,XX长这么高了”。
一年又一年,这个问题跟随我二十多年。没有人给我答案,我也从最初的有点小激动到现在的会装腔作势赔上两句,“哎,甭提了,早就不长了”。
终于有一天,当我返回故里,碰到小朋友甲乙丙丁时,忽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XX长这么高了啊”。
这是个奇怪的事实,生活像螺旋的迷宫,最终我来到了对立面。恍惚之间,我从那个被别人摸脑袋说“XX长这么高了啊”的小屁孩进化为了摸着小屁孩的脑袋说“XX长这么高了啊”的怪人。而最为神奇的是,这种过渡顺理成章,没有任何阻力。
那么,当我们谈论“XX长这么高了”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感叹对方“高了”、“胖了”。昨天我回到过去住的地方时碰见了多年不见的一位“小朋友”,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他比郭敬明还要矮,正在为可以做两位数乘法而骄傲。而昨天相遇时一下子打破了过去静止的印象,所以几乎是脱口而出,“XX长这么高了啊”。回去的路上我琢磨着这事,恍惚感觉到其实这是个混合作用,XX不再是那个看到国旗也会流泪的小朋友了,他老爸也不是当年我心中伟岸的大杀四方的篮球教练了,小时感觉很宽很长的道路现在看来格外狭小,甚至当时觉得最气派的饭店现在也感觉不过尔尔。这些信息综合起来,说明了一件事,我比自己感觉的要老了。
在我小时候,我以为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彼此交流。而后来我才渐渐意识到,聊天有时只是因为——沉默是件多尴尬的事儿。于是,很多时候没有人在意我们谈话的内容,只是保持一个谈话的状态。而碰见那些小朋友,唯一会被关注的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你总不能一开始就跟他/她讨论春晚刘谦那句“找力宏”为什么会引来场内笑声连连吧。发掘这个隐藏的真理后,我似乎一下子掌握了“如何装作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的真谛。从此,每当去见父母的老友或者老家的亲戚时,我总在很远就把目光放过去——XX有没有长高?有没有长胖?
Frank Oz导演的<Death at a Funeral>(<葬礼上的死亡>)有这么一段场景:霍华德,一个极度紧张的忧郁症患者,为了给丹尼尔兄弟打掩护,需要拖住正要走进屋里打电话的神父。这是个艰难的活,他无话可说,只好在信口扯一些诸如”How is god today?”,”God is a funny one ,isn’t it?”,”Sundays...enen.. is it true ...the wine is sweeter...or not”,到最后实在拉不住神父了,忽然在思维混乱中冒出一句”I have a confession to make. I have these thoughts about...sticking a pen in my bum”(我要忏悔,我一直有些想法,额,在我屁股上插根铅笔)。不过老实说,比起之前乱七八糟的话,这句话倒是让神父忽然愣了下来,说了句”I beg your pardon”。
可见,即便是跟神父谈教义,也不免碰到没人在乎谈什么的情况。反正都是为了拖延时间,一句“想在屁股上插根铅笔”效果反而更好。当然,唯一的问题是这的确有点技术难度。
这世间的好多闲谈无异于“XX长这么高了”,就好比跟我外婆争论是否是上帝创造了人一样没有意义。老人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 回头各回各家,你的信仰不会因为这次谈话丢掉一块肉。
所以,当我们谈论“XX长这么高了”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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