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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博学:以范仲淹的学思行解读《诫子书》(4)

说博学:以范仲淹的学思行解读《诫子书》(4)

作者: 赵云凯 | 来源:发表于2020-09-17 17:31 被阅读0次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国的圣经《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揭示了人生命的特质——成长,成长的途径在于学习,如诸葛亮在《诫子书》里所说:“非学无以广才”、“才须学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什么是学?学什么内容?怎么学?如果不扣紧人的生命本质来讲,这个学很可能本末倒置,真假不分。

    君不见,今天我们这个科技急速发展,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学习似乎成了不可承受之重。从孩提时进入体制学校学习课本知识,应付考试,就要面临残酷的竞争排名,背负沉重的学习压力。

    但是这样培养出来像样的人才吗?如钱学森之问,今天我们看到即使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放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以及全球化文明时代的横向对比,其投入产出比让人汗颜。

    什么是人才?我们不妨看看范仲淹不过短短64年的一生,却似开了挂一样惊天动地;我们亦不妨从他做过的事业、取得的成就,回过头看看他学过些什么,他是怎么学的?

    一,政治家

    宋仁宗绝对算得上是历史上一位品德仁厚,励精图治的仁君。在他当政时期,正好遇到外境强敌环伺,内部国库空虚、内乱频发的烂摊子。尤其是政府机构臃肿,耗费巨大,百姓不堪重负,让这位仁君夜不能寐,他发现范仲淹是罕见的奇才,于是大胆启用范仲淹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范仲淹不负所托,认真总结自己从政28年的改革思想,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就如何改革吏治避免人浮于事、如何落实解决“三农问题”保障温饱,如何办好教育培养人才,如何减负不劳民伤财... ...

    范仲淹以百姓心为心,完全将孟子的“法先王之道,泽加于百姓”民本思想贯彻到极致,这场史无前例的变法,开创了名垂青史的“庆历新政”。

    二,教育家

    史学家刘子健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

    范仲淹丁忧期间,时任南京最高长官的晏殊请他去应天府任教。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范仲淹确立“明体达用之学”,将儒家内圣外王相贯通,他深切意识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教育是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必要前提。他的教育思想特别明确,以六经为本,正史次之,兼授算学、医药、军事等技能,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为国家培养经邦济世的基础人才。

    乱可尚武平天下,治以修德化人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范仲淹为人师表,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

    三,思想家

    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称宋代儒学为新儒学,一直到二十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又与明学合称为宋明新儒学,也为中国学人所采用。

    而这个新儒学的问世,与范仲淹“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创意有关。范仲淹以见贤思齐的胸怀,一反“力辟佛老”的先世学风(韩愈的《原道》),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他深切领会了佛、道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尤其是佛家的哲学思辨,为儒家注入了新的元素——理学。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儒学复兴运动,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汉唐儒学的深刻反省,它直面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象,代表了中国读书人面对异质文明的接纳与包容,积极转化为民族发展的营养,解决了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范仲淹、胡瑗首开书院讲学之风,其后周敦颐、张横渠、二程兄弟善继善述,宋代文风大盛!所以,毫不夸张的讲,范仲淹是北宋理学的开山之祖,启蒙之宗。

    四,军事家

    在本系列第一篇《说宁静》文中,我们讲到范仲淹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范仲淹对于战争的解读和着眼点之高,足以垂范后世,甚至在当今霸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尤其发人深省。

    范仲淹深知“兵者,不祥之器”(老子语),他认真分析局势,提出著名的《上攻守二策状》,指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太深重了,即使胜利了,也无法消除冤冤相报的隐患。不如积极防御,加强国防,有备无患,双方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而且西夏游牧民族,攻城略地,四处偷袭,防不胜防,大宋如果长期驻军,将士远离家乡,后勤补给不易,势必军心动荡。

    范仲淹一方面发掘军事人才(如狄青、种世衡)整顿君威,加强军事演练,布防设险,一方面修建边城,切断要塞,遏制敌军来犯;一方面发展农商,设置边贸市场,让双方老百姓安居乐业,他用宋朝的布匹,与西夏著名的青盐交易,在内地售出价格翻倍,军民两用,筹措了丰厚的军资,奇迹般的创造了永久性的后防保障体系。

    从此英武强悍的西夏霸主李元昊只得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再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边关人民都感激地称他为“龙图老子”,并流传“军中有一范,西贼惊破胆”。

    五,文艺家。

    在范仲淹的眼里,文学的作用可不是文人雅客吟风弄月的资粮,而是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精神领地,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谨严:《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现读书人刚正之风骨;传世名篇《岳阳楼记》思想境界之高,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更是浩然之气充塞天地。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范仲淹的诗词“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他的诗词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意淳语真,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成为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范仲淹的古琴师从国手名家崔遵度,他的琴激越而从容,和润而深远,琴人合一,超凡脱俗,然而他平时只谈《履霜》一首,寓意是时刻警醒自己,防患未然,世称“范履霜”。

    范仲淹的书法也是名家,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

    六,实干家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里,与民生休戚与共,成就了不朽的功业。

    早在泰州西溪盐仓监时,眼见沿海台风过境,巨浪滔天,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人畜庐舍,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随率领军民修,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后记

    纵观范仲淹瑰丽的一生,他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光耀史册,你很难想象,这么多成就居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什么样的教育培育出这样的旷世全才?

    《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前文讲到的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大可得出结论是从自己学习的路径总结的经验。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范仲淹在青春苦读的漫长岁月,以六经为底色,以《易经》作为核心,其通变理念、损益观念、崇德意识、忧患意识,是范仲淹整个理论思想的来源。

    综上所述,吸收中华文明“母乳”,是成就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先决条件,在成长的敏感期,跟随继父宦游天下,历事炼心,获得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直观感性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今时代,科目越分越细,人人在研究外在客观知识层面耗费心力,所学无非贡献一专业,成就一工具性人格,早已不见人性之全,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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