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

班固：《汉书》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具有开创性作用的一个王朝。所谓之“汉族”，即源自于汉朝人的自谓。

        两汉王朝的开创者有两个：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

        刘邦起于一个小小亭长，这个人很有嚼头，文武双差。要背景没背景，要长相没长相，要文化没文化，要武力没武力，要钱财没钱财，这是一个典型的五无汉。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开创了一个朝代。回顾刘邦的成功之道，有四个字：“自知之明”。刘邦一生极能提取正确意见，基本上是从谏如流。刘邦没文化，因此厌弃文化人，动辄对儒者自称“乃公”。所谓“乃公”，用今天话讲，就是“老子”，“你爹我……”，“你爷我……”。但刘邦先后重用过两个儒者，雪中送炭的郦食其，锦上添花的叔孙通。这两个人，对一个花团锦簇的大汉王朝，有着了不起的大贡献。

        刘邦曾经和韩信论兵，刘问韩说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说“不过十万”。刘说那你呢？韩说我“多多益善”。刘说那我怎么能成功的呢？韩说我不过能“将兵”，你能“将将”。意思是韩信只能领导兵，刘邦却能领导将。韩信认为这是刘邦所以成功的原因。刘邦也自谓自己能用人，帝国建立后和一班大臣聊天，说自己之所以能建立天下，主要是能用人。能用人的最主要证据是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这三个人里面除了萧何外，其他两个都是被刘邦的用人魅力所吸引。刘邦认为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是其败亡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看项羽之败，就败在一个“能”字上。自以为能，自以为是，造就了一个失败的结果。

        刘邦这个混混造就了大汉王朝，其实很令人有着一种莫名的感受。我们总难免希望伟大帝国的缔造者多少能有一些风采绝伦的体现，然而很遗憾，王朝的开创者们很少具有这类风采。毛泽东著名的那一阕《沁园春》，里面有“秦皇汉武”，也有“唐宗宋祖”，唯独没有高祖，一方面固是韵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多少折射对高祖皇帝的某种莫名意味。王夫之是不大推崇刘邦的，终汉之世，王夫之认为光武帝刘秀要比刘邦更优秀，更值得肯定。

        我们今天回看刘邦，有一个体会，这个人的确很有魄力与魅力。魄力的体现是秦末诸侯逐鹿天下，刘邦论资力条件，按说是没有浮出头的机会的，但他硬是凭借着一身亦正亦邪的勇气，名归“汉王”。魅力的体现汉初的天下文武英杰，基本是大半归于刘邦麾下，不成功都难。一个混混要吸引这许多英杰，没有一点真诚的人格魅力，是很难做到的。可见魄力与魅力，是一个人成功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

      光武帝刘秀自然杰出，要收拾一个乱七八糟的烂摊子，一要沉着冷静，二要能坚持不懈。这两点，刘秀都具备。具备这两点的人，乍一看难免有点傻气，缺乏光彩，容易被人们轻视忽略。因为这两点都是内敛的精神，所谓“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基本上就是这个表现。容易被人忽略不是坏事，就能够于众人不知不觉中默默崛起，成就事业。光武帝的形象，很象一个古代的“阿甘”，即经典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傻子”形象。

        终汉之世，一直存在着两个麻烦：一是后宫干政，二是诸王叛乱。

        后宫干政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很有一些矛盾情结。以现代精神的去看，抹杀女性的参政权力，把女性视为生育工具，性玩物，这个本身是应该被批评的。如果只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应该为一切争取自身权利的女性表示肯定，表示尊重。而那些所谓后宫干政的女性们，绝大多数无非就是保护自己的一点利益，为争取与作为自家男人的皇帝欢爱的性权利，为家族父老兄弟争取的一点机会权利，为老公的天下这个大家庭的建设争取做一点贡献的权利，这绝不是什么大错误。从这个角度去看封建时代的皇帝后宫普通男人后房中的女人们，我们很可以为自己的雄性前辈们感到羞耻，为女性先人们感到不平和愧疚。

        基本上，造成整个封建历史上女性悲剧的原因，不是女性本身，而是作为社会支配者的男人们。女性如此被动，无权无助无力，男人们有权有财有力。女性在整个封建历史上造成的事实灾难，只是男人们造成的灾难的零头可能都还不足，然而女性背负了整个封建历史上最多的骂名。男人们则被歌颂被传唱。作为男性，我是窃以此为耻辱的。

        整体上看，汉朝后宫干政所造成的贡献实际上应该是大于破坏的。以吕后为代表，这实际上是一个英武决断的女人。吕后一直受人诟病的是诛杀功臣，以及在刘邦身后提拔诸吕为王，造成刘吕二姓的大斗争。

        比如吕后诛杀韩信，韩信者谁？就是将之称为无敌天下的军神也不为过。天下混乱时，需要这样的英雄横刀救世，天下安定，这样的英雄也要能韬光养晦，自甘沉默。但所谓英雄者，最大的问题是不甘于寂寞，世道混乱可以立功，世道不混乱无功可立怎么办？那就有英雄的考虑，搅乱世道，重新来过。拿破仑就是这样的英雄典型。韩信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可能不曾心动过。蒯通之所以没有把韩信鼓动成功，不是韩信不想为无能为，而是彼时天下初定，人心思安，不可以动而已。韩信在登坛拜将时与刘邦的一席对话，显示出韩信绝不仅仅只是大将之才，更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韩信对于项羽的胜利，决不仅仅只是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至多与项羽平手，韩信之胜，胜在军事之上的政治作为。垓下困绝，楚歌声幽，于此可见韩信大将背后的政治眼光。项羽败在刘邦的大格局上，输在韩信的小布局下。

        后世马援在评价刘邦时说过一句话：“高帝无可无不可”。什么意思？就是刘邦没有什么不能这样也没有什么必须这样的的。落到韩信这里，对韩信刘邦是可杀可不杀，视韩信的安定程度而言。对吕后而言就不一样了，韩信是非杀不可的，因为吕后害怕。比方一家人养了一只猛犬，不打猎了，实际上已经用不着了。男主人是不大所谓的，养着挺好，如果猛犬太凶险强杀之也无不可。女主人就不一样了，非得找机会灭杀了这个猛兽不可。

        这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作为被统治者的韩信呢？自知自己是一把凶器，是厉害的杀人之刀，天下安定，就应该选择甘于寂寞的生活。这一点，无论对于古今都是适用的。对自己，对天下人，对政治集团，都是一种安全合理的交待。所以张良是做得很好的。如果因为自己有一身平乱世的本事，平完了又不想甘于寂寞，不免把乱世又要搅成混世。成全了自己伤害了世界，这样的英雄我们不应该鼓励，也不能鼓励。当然，从韩信的角度去看，是否叛乱并不清晰，因为没有布告天下，也有可能被逼反抗了一下。历史书是只能看一半信一半的，因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或者后来人书写的历史，走样在所难免。没有人有能力全面精确的再现哪怕一小时的历史。即便如此，韩信之亡依然在情理之中也在预料之中。只要他选择活跃，就不免这个下场。

        吕后王诸吕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刘氏王族内部的矛盾。使一姓的矛盾变成了二姓之争，但对于刘氏大局有益无害。这也是陈平和周勃默许了吕后王诸吕的原因。若非诸吕，恐怕刘氏天下将重演秦朝故事，二世而斩。诸刘和诸吕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拔高和保全了如陈平周勃张苍这一些保持王朝稳定的核心力量。非如此，则刘吕二姓之争变成了刘氏诸王与陈周诸大臣之争，唯恐刘氏天下不保，盖陈周未必斗得过正宗帝室的诸刘，君不见淮南王刘长居然登门辟阳侯审食其宅府，于光天化日之下椎杀汉帝国开国元勋而若无其事事乎。刘邦有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有此言在，任凭吕氏猖狂，终究难成气候。利在诸吕之手，权在陈周之袖中。

      有汉两朝，尤其西汉，诸王叛乱不绝，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内在因素，也有必然而发的外在原因。

      内在因素是封王不仅有名，而且有实。一个封王意味着有一大片封地，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可以豢养军队，俨然一个小朝廷。人心不足蛇吞象，有名有实有权有钱有人，这样的现实背景，很难让一些不愿意虚度年华的年轻王侯铤而走险，谋求建功立业，开创自己的天下。有本钱而不思进取，是要受自己谴责别人鄙视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有雄心壮志者不得好下场，害人害己。无能无为者行尸走肉，受人鄙夷且受凌辱。这是一个非常病态的怪状态。

        外在因素是统治封王的皇帝朝廷，难免对各位封王放心不下疑忌重重其实在所难免。因为你有名有实，有权有钱还有兵，闹独立是小事，取代皇帝改朝换代才是不可不防的现实。这种现实性的烦恼不要说政治，即便在今日的经济企业界，也是存在的。分公司总经理有名有实，有权有钱有团队，于是架空总公司，分裂集团，令多少大企业集团多少杰出企业家焦头烂额，夜不成寐。

        西汉历史上封王造就的不断出现的叛乱，有的是主动叛乱，更多的是被逼叛乱。许多时候，不是人制造形势，而是形势迫使着人。唯有那些伟大杰出的领袖人物才能造就形势，更多的时候，人们是被形势所驱使着。

除汉朝的建立本身这一大事外，汉朝历史上的另一重大事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是延续八百年的有形地理帝国的建立，后者延续两千多年的无形文化帝国的建立。这个文化大事件，直接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这个事件有一个承续，叔孙通的儒者礼仪，很让刘邦大开眼界，感叹“今日始知为帝王者之贵”。叔孙通是锦上添花，董仲舒在一片文化混乱不知如何是好中给汉朝统治者献上的儒家统驭之术，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了。汉武帝刘彻是一个统治狂，地理上是要开疆拓土，心理上是要收束精神。统治更多土地是这位伟大帝王的愿望，彻底统治人民的精神也是他的追求。汉武帝是一个征服者，也是一个控制者。基本上，这也是每一个封建帝王的最高野心，惟实现了多少的区别而已。

        董仲舒的出现，简直是中国封建帝王们的福音，且是最大的福音。作为前期儒家集大成者的董仲舒，本意是要以一部《春秋繁露》制驭帝王，把权力关进“天意”的的笼子里。没想到弄巧成拙，皇帝爬上了笼子，人民装进了笼子，儒家则变成了守笼子的看笼人。这实在并非董仲舒的本意，但那又如何呢？用儒家的话讲，天意如此吧！

2017-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