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长年浪迹江湖的缘故，阿才习惯于自由散漫的生活，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
从互助组开始到成立人民公社，阿才对于参加集体劳动深恶痛绝，即使勉强参加也是出工不出力。只要田间歇息，他就挑个安静的地方，草帽盖着脸，双手垫在脑后，呼呼一睡就是大半天。他三天两头都有事，一会儿腰酸背疼，一会儿肌肉抽筋，推托万恶的旧社会让他落下了一身风湿病。
队长心存恻隐，派他去看守打谷场和粮仓，阿才满口答应。但新箍马桶三日香，不出一礼拜，阿才竟独自跑到茶馆去逍遥，一壶茶，一筒烟，一碟瓜子，个中乐趣让他觉得浑身百节百骨从未有过的适意和舒畅。
队长见阿才痼习难改，便压不住火，规劝他不要吊儿郎当，不务正业；阿才反唇相讥，说队长像过去上海滩码头上拿皮鞭的工头一样欺压穷人，阶级立场有问题。队长火冒三丈，辣辣叫拷了他两记耳光。这一打不要紧，阿才使出了“连地十八滚”的看家本领，躺在地上不起来。
村里的老人都说他“诈死”，是从老叫花子那里学来的，俗称“破棉花毯”“着地滚”。阿才扬言要到大队部和公社去告状，如此欺压贫下中农天地不容，如果讨不回公道就撞死在队长的大门上，说这话时嘴里戳娘到逼不干不净，还威胁说要叫几个道上的弟兄到乡下来摆平队长。
状是告了，但没有任何让阿才出气的说法，上级的同志只是劝阿才要热爱集体，自强不息，当然适当的时候会提醒队长要注意工作方法，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乡政府一贯主张对待同志要以理服人，不许动武。至于阿才提到的那些讲义气的江湖弟兄，村里的乡亲们一直连他们的人影子都没见过，此乃后话。
经过这场风波，队长领教了阿才的叫花子脾气，从此对他眼开眼闭，不加管束，口粮不少他一份，年终分红不缺他一分。阿才呢，耳光呒不白吃，等于捡了自由，困困懒觉，喝喝老酒，茶馆里坐坐，温堂里泡泡，讲讲三海经，高兴了再到玄妙观兜一圈，小日子过得比谁都惬意。
听老人讲，日本人打沪淞口那一年，阿才曾有过一个嘉兴女人，说准确点是靠花言巧语诱拐到乡下的。他编瞎话对人家说自己祖上是做绸缎生意的，在苏州乡下购有丰厚的家产，不愁吃香喝辣；人家姑娘兴冲冲满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跟他到了苏州，问他家产在哪儿，阿才支吾其词，说暂住河边茅屋一间，城里绸缎店有位朋友答应过让给他一套房子，过些时日再搬家。
姑娘自知上当受骗，本盼着到苏州过上好日子，怎想到身处异乡，前途渺茫，弄了个透心凉，便责骂阿才是流氓加骗子，哭着闹着要回浙江老家。阿才一不做二不休，大施淫威，拳脚相加，硬是把人关起来折腾了好几个月。姑娘死活不肯留下来，后来，阿才把她卖给了藏书镇上的一个财主做了偏房，白赚了好几十块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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