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在前面的一系列文章中，笔者通过先确定一个切入点，即鲁成公二年（前589）这一年的卿序以及军行，逐年考虑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可能导致卿位变化的事件，逆向推演出从庄公末年直到成公初年大约八十年间鲁国诸卿位序的变化，并基于这个变化总结了对应期间内鲁国军行体系内各将、佐职权变化和行动的规律。
由于庄公之前的《经》、《传》缺乏对鲁国诸卿位序变化的记载，我们暂停向前的逆推过程，转而回到一开始的出发点，基于我们之前已经总结的规律进入“下半场”，开始按照时间顺序正向推演鲁国从成公二年（前589）到春秋时期结束（前468）之间大约一百二十余年间卿制和军行的变化规律。
此一时期鲁国将面临的第一个复杂局面，即从襄公十一年（前562）起至昭公五年（前537）止前后二十六年间，按照“大国三军”的高规格施行过“三军制”。此一方面对通常观念上既有之鲁国诸卿登升、位序变化以及承担的责任形成相当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反映了鲁国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内政、外交、军事等领域的环境变化。过往历史研究在这个阶段内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有失偏颇，没能够抓住这先变化内在的必然规律，本文将在前一阶段“逆向推理”中所总结的卿制和军行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揭秘这一时期诸卿和军制的内在变化规律。
笔者在上一章花费较大笔墨分析春秋时期其他中原诸邦国的卿制和军行以进行对比，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应用于本章以及以后的内容。只有理解了不同诸侯在不同环境下设置卿序以及不断变化的军制的内在逻辑，才能深刻够理解鲁国此时期在军制以及卿序上所发生的变化，进而挖掘出那些为《经》、《传》所有失记载的深层次信息。
这一阶段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故在于，鲁国终于发生了卿大夫驱逐国君并致其流亡而死的事件。此事件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鲁国的卿序变化出现局部固化的现象，严重破坏了鲁国历史上长期坚持的诸卿登升规则。此在广大历史爱好者心目中行成了一个误导性的观念，即似乎鲁国历史上的卿位本来就是由各个家族固定传承的（即所谓“世卿世职”现象），我们在前文“逆序分析”期间已经逐步纠正了这个观念。在我们的“顺序分析阶段”，将详细说明“世卿世职”现象最终得以成形的曲折过程，并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
这里我们基于过往分析简要归纳一下单就鲁国而言之前所整理的所谓诸卿“登升”制度的概念：
鲁国六卿“登升”模式
如表所示，假设一共有从“甲”至“辛”八个氏族，规则是担任上卿者只能继续存活一年，其余人只要不担任上卿就可以一直活下去；离自己最近的前面一位卿死去则可以递补登升一位；只有同辈者全部担任过卿之后自己的儿子才可以排入最后一位卿；卿乙担任第二位大宗伯，但是不参与诸卿排序的登升，且职位由自己的子孙继承；暂时不考虑担任上卿以外的死亡因素。
按照这个规则，除了不参与登升的大宗伯家族之外，各个氏族皆无法连续拥有卿位，且不能由同一家族内不同代际的人担任同一职务。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每个人的寿命长短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且偶尔出现由于血统贵贱、个人能力以及辈分登因素导致部分卿得以越级登升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鲁国的历史直到鲁昭公统治前期，还是基本遵循上述规则的。
另关于鲁国的军行，也可大致概括为：
鲁国两军之“军行”
如表所示，担任大宗伯的家族，单就鲁国而言没有进入“军行”的记录（当然在齐、郑等国就有）。同时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四职分别担任右军将、佐和左军将、佐并类似卿序一般依次登升。不过在特定场合下也屡次出现由右军佐即大司马与左军将一同出面统兵的记录，此主要考虑到会盟、朝觐等事项需要司马主导，或者为了表明特定军事行动需要与其他邦国保持同等的规格，所以由军事主管带队出征。
与我们在“逆向推演”过程中采取的分别论述之方法不同，我们在“切入点”之后的分析中，将把对“卿序”和“军行”的整理糅合在一起交替进行。这个变化主要是考虑到由于鲁国一度采取的“三军制”对原有的排序及登升制度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必须反复从不同角度进行对比才能窥见其中端倪。由于鲁国开始直接卷入晋、楚之间的争霸战中，因此鲁国诸卿以及军行的变化开始更多地直接受到外力影响，而非主要基于内部诸公族之间的角力，那么我们的分析也必须加入更多对同时期其他主要诸侯国内政、外交变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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