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七月份，清军和英国人在厦门打了一仗，清军死了9个人，从这9个人的档案，大致得出这些信息：这些士兵的年龄从22到59岁不等。大多娶妻生子，母亲也大多健在，但少有父亲的记录。也许这些人的父亲就是已经亡故的绿营士兵，他们的孩子继承了他们的岗位。这个岗位是终生之职，假如没有意外比如突如其来的战斗，通常他们会安逸当兵到死。
清朝士兵一般拖家带口，住在军营中，也或者在外面自己租赁房屋居住。军营不开伙，士兵在家里吃饭，有时候操练时没工夫回家吃时，家属就送饭过去，就便看着自己家的男人在训练。操场旁另有许多无聊的人旁观，也就有着许多的小生意在经营。所以几乎成为城市的小中心，我记得在扬州，教练场旁，古往今来就是最为繁华的所在。老舍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一个正红旗看守皇城的旗兵如是说道：上班的时候上班，下班的时候回家看花劈柴刷水缸，一辈子没和人打架斗嘴，比谁都老实，但也没有人欺负他，因为他毕竟可是带着腰牌的旗兵。老舍的家在北京护国寺一带，离皇城还不算远。上班也算省便，老舍他爸四十岁的时候生出老舍，两年后，死于八国联军之役。
士兵们每月的钱粮不算多，大约一两五到二两银子不等，另一年有四石不到的粮食。当然这是八旗的标准，绿营的士兵估计还要少些，于是为了维持生计，在当兵之余顺便干点其他差事。比如种田帮工做小生意，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干其他差事的时候顺便当兵。士兵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毕竟旱涝保收，所以不少人愿意花钱买个兵额，也算一项不错的投资。浙江定海知县姚怀祥的幕僚王庆庄透露，该地驻防的士兵，大半是当地的瓦匠，木匠，修脚剃头匠以及帮佣。花银洋三四十元，买充入伍。平时如常生活，到训练的时候去一趟就行，实在忙的跑不开，请人顶替一下也成。
至于军官，来源主要来自两途，一是行伍出身，有所谓战功而获得晋升，没战功，懂得人情世故，也能成。一是武科举出身，武举和文科一样，也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另分内外两场考，外场靠骑射武艺，内场要考历来兵书。但这对于武人要求来说，又是策又是论的显然有些高了。于是嘉庆时候开始改为默写《武经》几百字就成。忽然想到周星驰电影《苏乞儿》里的 场景，也是考武举，最后考官让苏乞儿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就成。可惜，名字最后也没有写出来。而在武场方面，拉得开硬弓就行了。古代打仗，对于军官的要求确实不高，只要敢冲到前头就成了。可惜火器时代已经来临，很多事情，也绝非我们这些保持传统刻骨不变的人民可以一下子就能适应的。比如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钦差大臣的副手伊里布去英国军舰上拜访英国代表，看到一批年轻人，原来是来船上实习的军事学生。大感惊奇，道：这么年轻的孩子，应该在学校里读点经世的学问，不比到军舰上学习打仗更好吗？
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可惜就是一向不大看得起军人，所以在清朝，军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另一个传统是，军队往往是由文臣统管，文官即便只看过几本兵书，但大都没有军营的经验，所以这样也带的起队伍，只能说队伍的素质实在高不到哪里去。左宗棠那时候还只是一个落选的书生，担任督抚的幕僚，就敢对来说情的总兵喊一声，滚出去，气的该总兵日后死时遗嘱树一牌位，要求后代读书有出息的方可入祭。
一般而言，文臣比武将的地位要高，因为有地方管理的资源，所以油水也足。但在敛财方面，武将不敢谦让，只是来源太少，无非手下几个大兵而已。但依旧取之有方，比如吃空饷，克扣军饷，甚至，毕竟一票武装力量在手上，平常也干点祸害社会的事情以补贴费用。驻扎地方的军队有缉拿盗匪之责，但现实却往往是兵匪一家。林则徐跑到广州整顿地方出名以后，有人专门跑过来请教方略。哪知林道：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所谓整顿，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抓几个典型应付了事而已。
即便军队腐败如此，但传统认为，要应对鸦片战争那年，迢遥千里打来的英国侵略军，总有本土作战，人数的优势吧。而事实上，由于清军编制的问题，虽然全国有高达八十万的军队（八旗20万，绿营60万）。但清朝的军队在地方上实际还兼顾警察，内卫之职责，所以真正动员能打仗的士兵不过十万人而已，但分守在七个省，几十个入海口的阵地上，以备英军或有可能的来袭，所以兵力分散也成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英国远征军最高时候达到20000人，但军力始终是集中攻击。所以对比之下，清军应击之队伍甚至反而并不占据人数的优势。这样，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一仗，几乎就是一个必败之役。之后战战停停，敌我伤亡对比悬殊，和战无一讨到便宜，终于了于《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丢掉香港。
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开篇，便是从以上的军事对比开始谈起，在就武器的劣势，处置方略的得失，一条条娓娓谈来。大量的数据，细节来叙说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命运的转折之战。然后本书的主旨，就如茅教授在本书绪论中开明宗义讲到，即便这场仗输的有那么多的必然和显然因素。但历来历史评论，依然将事件简化成“奸臣模式”上去，将罪责丢到与英国人和议并签署所谓丧权辱国《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的琦善身上。以为找出几个小人坏人，就能保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外辱的颜面。仗打败了，先想到小人作祟，于是讲琦善无才，贪污，甚至收取英国人贿赂。查烟不力，抵抗不坚，最后自作主张私割香港。可惜中国人把玩历史这个东西，讲究的就是动不动就给人扣遗臭万年和名垂青史的帽子。注意力在人的身上，也就忽略了这个国家的实力其实也就原地踏步。鸦片战争之后的对外战斗依旧是一败再败。国民性的问题，国力提升的问题，总赶不上找出替死鬼出来顶雷的力度。于是时至今日，我们对李鸿章，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丧权辱国十恶不赦印象深刻。却疏忽了曾经有一支军队，每天务工务农，不然就提笼架鸟，欺行霸市，什么都干就是没有基本的靠谱的军事训练。人家的洋枪洋炮技术日益提升的时候，我们还在所谓武经7书中，或者虚构的《武穆遗书》里寻找古老的军事战略，相信一道灵符就可以刀枪不入。实在打不过怎么办，在逃生与被屠戳之间，找一个人出来仇恨。恨家奴远胜外辱。越是自己人打架，越是歇斯底里。
茅教授是我个人最为尊重的历史学者，治学严谨，考据周正。当然评论学者学力如何深厚，就不是我这种满嘴跑舌头的人可以妄为的。唯一可说的，在学者当中，文章写的如此好看的不多见，远胜于很多所谓著名作家，何况其学思文采，锋芒夺目，更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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