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40年观

新时期文学40年观

      今年进入了新时期文学第40个年头（1979年-2019年），按文史常规算是个大年，反思文学思潮、梳理作家作品的文章纷至沓来，比较而言我觉得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的相关评论文章，相对客观中肯不带文坛陋习陈见。当然，程文在阅读作品时，记忆认知明显残留着年龄痕迹，没有引入当下80、90、00后新生代作家作品，统论40年文学现状总是缺撼。

      我是在《文学的转轨一一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一书中认识这位当代文学批评家的，今天跟着程教授翻阅了他的当代文学40年记忆簿。

      新时期文学1979年登场，迅速出现了一批反思和伤狠文学作品：刘心武《班主任》、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卢新华《伤痕》、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王蒙《夜的眼》、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李剑《“歌德”与“缺德”》、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靳凡《公开的情书》、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张贤亮《灵与肉》、戴厚英《人啊，人！》、艾青《归来的歌》、汪曾祺《受戒》、古华《芙蓉镇》、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

      三、四年后，以“回到文学本身”，强调“叙述”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占了上风，新时期文学跨入第二阶段。出现了阿城《棋王》、韩少功《文学的根》《爸爸爸》、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王安忆《小鲍庄》、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残雪《山上的小屋》、王蒙《活动变人形》、莫言《红高粱》、王安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刘恒《伏羲伏羲》、孙甘露《信使之函》、苏童《1934年的逃亡》、洪峰《瀚海》，这是一场文学革命，让文学摆脱政治噩梦，更新了文学观念。

      再过二、三年，新写实主义又领风骚，这时的作品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凡人琐事成为作品聚焦点。文学新时期那个“大写的人”过渡到“小写的人”。一时间，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和《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重新整理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来到新时期文学现场。当我们站在英雄主义被“小人”主义取代的时代关口，一个文学多元的历史开始了。

      历史总是以宣布自己重生他人死去为满足的，重生与死亡交替的时代，就是典型的转折时代。程教授认为每个时期的文学史回避不了总要有一些“失踪者”，比如因个人麻烦、不善文学经营、个性寂寞或很难归于哪一种文学流派等因素造成的：张弦、郑义、遇罗锦、戴厚英、柯云路、陈建功、肖复兴、黄蓓佳、李存葆，刘索拉、徐星、张辛欣，李锐、李杭育、乌热尔图、何立伟、刘恒，孙甘露、扎西达娃、陈村（先锋小说）等。再如因卷入文坛争论而被逐出文坛的失踪者：张承志、张炜、王朔，也包括像路遥这种因文学转型而被文学潮流抛弃的作家。

      像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进行着关于“人性”特别是其中的“私人”的爱情的话语言说，受到批判是必然的。像张承志《心灵史》讲的是在现实处境中，怎么样来认识历史，如何在历史中行动。张承志是考古学出身，他的文学观念来自于对历史兴衰现象的长时期的观察和品味，来自他对历史的这种贯穿性的认识基础，与当时的思潮自然格格不入。

      每逢时代的转折点，文学评价标准都会重新洗牌。路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寄出后被出版社退稿，拿到《花城》后，也被认为写法陈旧，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命运。因为当时“寻根”、“先锋”等思潮已经是烽火连天，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近几年出现的“路遥热”了。

      有些文学公案是否要重新评价，“现实主义文学”是否还会归来？都在成为重新认识新时期文学的一面镜子。毕竟，一个新时期文学40年，在浩瀚无垠的文学史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