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__一个有灵魂的媒体人

      柴静，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媒体人。印象最深的，是她做《新闻调查》栏目时。那时的新闻调查几乎都是热点、焦点，都是百姓关注的又较为棘手的事情，有的甚至是不可触动或难以触动的问题。做这样的调查的确需要不一样的勇气。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电视上见不到她的身影了，那优雅的娓娓道来的执着和坚毅的声音也消失了。

      几年后，她又重现在大众视线是她自费历经艰辛奉献给我们的《穹顶之下》。

      这个调查片长达将近2个小时， 它的信息权威而立体，它告诉我们什么是雾霾，雾霾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办。雾霾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 而我们肉眼能看见的最小颗粒都是 它  的20 倍， 我们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后来就再没见到她的身影。

      前几天有缘看了她的《看见》这本书。她所看见的许多都是大众看不见的，存在于现实的角落里的东西，也是大部分媒体人不愿和不屑于顾及的“冷新闻”，是一些被遗忘的、弱势的，甚至是弃之如敝屣的人群。然而，柴静没有放弃，她要去了解，她要去搞清楚为什么，这也是被主流所忽略的，但同样和历史同行的，默默挣扎的群体。

      一、创伤的印记

      在双城的创伤中，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

      原来这五个女孩结下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友谊，纯真的孩子把友情看得重于天,当一个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求助家长，也没有求助老师，而且即使求助以她们的家长和老师的认知能否妥善解决？她们懵懂却很执着于友谊，于是相约自杀。

      孩子的问题应该植根于家长，我们的教育是否应该从家长做起？

        在《沉默的尖叫》中，一个叫安华的女人被丈夫家暴了二十年，采访她的时候，她自己都想不起来是怎么捅了27刀杀死了那个对他施以多年暴力的人，她不相信那个人死了，她说“我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她的婆婆替她说话“她是没办法呀！”。村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刑罚……

      她采访了11个杀夫的女犯和她们的家庭，往往都是孩子和年长的老人艰难度日，既要忍饥挨饿受冻， 还要躲避鄙视和白眼。  他们活着，活得艰辛，活得卑微……

      二、面对生死

        2003年4月，  柴静 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就主动请缨调查“非典” ，她说“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于是她们一行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胸科。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就这样，那段时间奔赴在非典的第一线，哪里有非典，她们就去哪里。一个女医生一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  我的小孩才一岁多……”        她和这些医生一样，当你顾及别人的时候，就忘记自己了。

      有一次，去拍一个转运疑似病例的转运任务，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又数了一遍，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 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 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  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 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    后来发现，    头发全白了”……

      拍完非典，为她们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她的免疫力最低！

      那场非典，记忆深刻，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那种紧张和恐怖的。她，是在用自己的灵魂寻找答案，不顾生死，只要有一个交代。

      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记者柴静在采访非典。

      20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柴静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奔了过去。她们打开机器，和灾民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沉默，用切身的感受去感受，没有丝毫的作秀，只是报道灾民的现状和处境。期间余震不断。

      三、直面真相

      她采访吸毒女、孤独症儿童、杀人犯、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思考深层次人性和社会问题，为弱势群体发声。

      她直面懒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官员……

      对于拆迁问题、污染问题，她看见了，看清了，于是如实报道。

      她采访两会，面对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她作了这样的解读：  “子路问孔子，  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真正道出了两会赋予代表的是庄严神圣的权利，就像这会议室，  此刻代表的就是庄严！

      她能一针见血地点到正穴！  这是她的能力，也是她的悟性，更是她内心深处灵魂的闪光！一个记者迸发的敏锐！

      我欣赏这样的媒体人，用良心报道，用事实说话，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我们需要这样的媒体人！

      她说：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或许这就是她能忘我追求真相的源泉吧！

      她拍了抗战老兵，而后她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正义不能一概而论，    只能在个案中实现。”这是她书中的语句。

    一个人只有忘掉自己才能很好地做事，她做起事来常常忘掉自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太需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