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说的不是哲学上的中庸，而是经济政策上的中庸。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过度自由化，国际资本就会针对这个国家采取“迅速进入炒作、迅速出货撤出”的形式，通过汇率差、市场物价差、金融投机差等价差炒作手段，套取该国经济的巨大利益，这叫“割韭菜策略”。而应对这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采取中庸之策则很有效。即例如当国际资本炒家进入某国，在成功炒作房地产物价后，准备出货以套取丰厚利润之际，该国的房地产市场却受到一定政策调控，于是房市降价，相关国际资本欲出却不得。又例如，当国际资本炒家，以各种方式和各种面目，通过融资融券（融券）的形式，借入在某个板块上具有引领作用的多只股票进行组合，在准备与国外的相关风险评估机构进行内外配合，卖空打压股市某版、局部或整体，以套取价差的情况下，某些相关股票的上市企业却被管理机构要求停牌并接受政策指导，或其中具有较大引领作用的某些股票上市企业，被国内的某些超高利润型的大型资本收购，而引发全线飘红，国际资本炒家也只有欲出货而不得。从政策的实践角度来看，这些政策里面既拥有市场因素，也包含了行政手段，不偏不倚处于中庸状态。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类中庸型的经济政策，一般不会让经济出现抛物线式的上涨，而多出现平滑缓坡式上升。那么应用这种中庸经济政策以应对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基本都能让国际资本的“割韭菜策略”失败，让他们的投资在该国“吞也吞不进，吐也吐不出”，最终结果只有国际资本回老家“割自己老百姓的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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