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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均子一早从麻章开车过来,找我同他一起去社保局,办其父的一次性待遇。我乍一听,心里的难受,真无法言说。只感觉心里堵得慌,想大喊几声。见院子里那么多人,只好忍住。
车开出宿舍大院之后,均子对我说:“韧哥,我爸退休回村后,只知玩乐,从来不到地里去帮忙耕作,家里的地在哪个方向,他都不知道。他清清闲闲、快快乐乐过日。他90岁生日,重孙都有8个了,那么多人为他庆生,他格外开心。只是春节前,他在家门口摔了一跤,当时没人在家,未能及时抢救,他心力衰竭,就这样走了。”
我安慰他:“你爸90多岁谢世,也是高寿有福之人,瓜熟蒂落,是很自然的事。你想开点,照顾好你母亲罢。”
“我知道,你放心。”均子说,“我妈比我爸大三岁,精神,身体都还好。如今照样到地里拔草,摘菜,喂鸡饲鸭。我们不让她做,她还不乐意哩。”
均子这一说,我心里就想,他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建筑工人,从年轻时到中年,都是一表人材,风流倜傥。平时在建筑工地,他就喜欢唱白话戏,喜欢说说笑笑,幽默风趣,永远都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在工地上说的那些故事,虽然有点粗俗,咸湿,让中年的女工怦然心动,让年轻女工脸红,却也能让劳累的人们,开心一笑,干起活来都觉得轻松些。
我作为下乡知青,招工回城时,最初在建筑工地上作力工,同组的几个师傅,对我都挺好。均子的父亲,就是我的师傅之一。虽然我和他们在工地上相处的时间不长,就回办工室以工代干,自那之后的30年间,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却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宛如亲戚朋友一般来往。
我这些师傅,都是上世纪5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建筑技术工人,他们文化程度较低,人却十分淳朴,忠厚,热情,勤劳。本区域那些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既是他们劳动的成果,亦是他们的纪念碑。
想到这里,我问均子:“锦勋叔的身体还好吗?他的生活状况如何?我记得前些年去看他,他蒸米酒卖的。”
“好呀,挺好的。建设新农村,搬村场后,他就住在我家隔壁,我每次从麻章回乡下,都见到他的。”均子说:“他如今不蒸酒了,平时也就同村里的老人坐坐,聊聊天。”
锦勋叔也是我的师傅之一,忠厚朴实,不善言辞,心地善良,对我特别好。他家有什么事,都会找我商量,好象得了我一句肯定的话,他就有了主意,下决心去办似的。他回乡生活后,每上城探望儿孙,必定到我家坐坐。
我们将事办好之后,从社保局出来,均子开车送我回家时,还告诉我:“韧哥,你那几个师傅,退休后,最辛苦的,就是连伯了。他如今还做生产,种葛薯卖。村妇起床做早饭,他就下地了。那也是为了生活呀。他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自己在城里过得好好的,都不顾他。连伯母身体不好,他们最小的儿子精神抑郁,一个人的养老金养着三个人。我不说,你都能理解。”
均子回麻章上班去了。他扔下的话,却让我想了很久。连师傅这种艰难,在退休人员中,虽然是比较特殊的个案,却发人深思。儿女若不孝顺,生几多个都无用。幸好,正如好人比坏人多一样,天底下孝顺父母的儿女,总比不孝顺的多。孝顺的儿女温暖着那些老人的心,让他们尽享天伦之乐,这民族才得以发展,兴旺。
我有时看见城市公园那些老树,竟用钢板支撑着。我便痴痴地想:七老八十的人需要拐杖,难道树老了,也需要拐杖么?
可我的师傅锡锦伯,退休后乡居36年,享受了36年多的养老金。36年间,他年年上城看我。他96岁那年,还吵着那已作了父亲的孙子阿良,一定要阿良开车送他上城见我。
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时,他平静地微笑着听我说话,嗯嗯唔唔,或频频点头,或嘴咧咧地笑……
其实,他耳背,已经听不清我说什么了。当我送他出去时,他手拿拐杖,却没点地。他在大院的球场上走着,认识他的人都说:“锡锦伯的精神多好!”
竖年,他97岁,才悄然而平静地辞世。
如今想起,应该是我到乡村看望他才对呀。我毕竟比他年轻40岁!
我这些师傅,都是些很普通,极平凡的劳动人民,却比某些可谓“高贵”者更重情义,对人情道理,愈加明白,待人尤其平等。
哎,人的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师傅,能有几个如此重情重义的朋友呢?每想至此,我这异乡人,在这生活了将近50年的异乡土地上,对我那些师傅,便有了无限的眷恋,思念,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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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鸿勇
2017年3月7日札记,2018年6月25日发简书,时在遂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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