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一切

                                       

深夜难以入眠。伸手摸到床边的小书架，也不知抽了哪本书。台灯亮起，旋即发现是余华的《活着》。故事情节早已熟悉，就随手翻到的小说后半部分。原本只想消磨掉失眠的时间，不料竟一夜无眠。

想起了遥远记忆中的一个人，严格地说，一个我所知道的陌生人。

记不清过了几年，五年，或者是十年？今年年初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吃力地拉着平板车远远地从路口走过来。头发已花白了许多，穿着红色棉服。说是红色，大概因为穿着年对已久，衣服已严重褪色。车上放着几麻袋粮食，沉重的负荷令她深深地弯下了腰。像一直以来的每个冬天那样，她的脸上依然带着几处冻伤，严寒里赤手拉着车。沿途碰到熟人问她：“这是要去哪儿？”“过年了，去面粉厂换些面粉！”

她渐渐远行，过早就佝偻的背影让人看了心疼。这么些年，她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嫁出了两个女儿，又给小儿子娶了媳妇，这中间到底有多少难以想象的苦痛呢？

从记事起就知道镇上有这样一个人，却从来不晓得她姓甚名甚，也从来没有去问。她丈夫姓马，是镇上的一名搬运工，大家都叫他老马。他和其他搬运工一样，每天蹲在车站，等着哪家的老板来找他们干活。和其他工人一样拿到工钱，却不像别的工人那样省吃俭用。虽是个老实人，却不够稳重。终日和人嘻哈打闹，做工时也是如此，总被老板骂。拿到工钱，常常去小店打上二两小酒，再要几颗松花蛋，坐在店门口就吃了起来。

她和老马育有两女一男，都是蛮懂事的孩子。家住在镇东，家中只有两间土房，玉米秸秆搭起的厨房，让这个清寒的家庭更显贫苦。镇上人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经常那些旧衣物、用具等物件给他们。

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夫妻俩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十几年前，在一次争吵中，醉酒的老马喝下了农药。她用平板车拉着老马跑过镇上的街道冲向医院的时候，惊恐的哀嚎声似乎穿透了整个小镇，至今镇上的人说起时仍是盈满叹息。

老马最终还是抛下了一家老小，离开了人世。镇上的人都说，老马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那一年，老马的小儿子只有五岁。她坐在医院的地上呼天抢地的痛哭，嘴里只说着一句话：“这可怎么办呀！”

老马过世的这些年来，她很少再跟邻人聊天了。夫妻吵架出了人命，不管有意或无意，在世人眼中终是不光彩的。她的大女儿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走时说过要帮着母亲给弟弟娶上媳妇，此后一直在外打工，时隔多年才重新回到镇上。幸运地是，大女儿最终帮母亲一起让弟弟娶上了媳妇儿。她二女儿长大后在市场上摆起了小摊，卖些干果零食。如今，两个女儿也已嫁做人妇，生活虽不富裕，总算能过上平凡的生活。而她，依旧拉着平板车穿梭于家和田地之间，沧桑爬上额头与眼角，白发也逐渐占据了鬓边的青春。再见到熟人时，她已能笑着打招呼，消瘦的脸上绽开的笑容让人心疼。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活着》能让我想起这个平凡的女人。小说的主人公徐富贵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二流子和流氓，他只要两个嗜好——嫖和赌。他赌博时遭人暗算，输掉了全部的家业，一夜之间，从阔少沦为穷光蛋。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家产以后，死于迁到旧宅的当天。悲剧由此开始，福贵接二连三地送走了母亲、妻子、儿孙，命运一点点剥夺了福贵生命中的所有温情。因为不愿看到老牛哭，福贵买下了它，取了个名字也叫福贵。一晃十年，福贵和老牛“福贵”居然都没有死。福贵赶着“福贵”去犁田，吆喝“福贵”的时候，嘴里也喊着所有死去亲人的名字，仿佛他们依然在身边跟他一起耕作。

这么多年，在经历家庭的重大变故后，她在田间劳作时定是也怀念着不在身边的亲人。间或说着亲人的名字聊以安慰，恰似他们在她身边的时候。这个平凡的农村女人，没有受过教育，一辈子没有走出过这个小镇，她的世界只有这个小镇那般大。年轻时死了丈夫， 含辛茹苦抚养了三个子女。活着，对她是一种责任。能活着，是因了她内心的力量。生活随处播种了一个苦难，她年复一年地耕耘着属于她的那片田地，她却让它成长为一个希望。

余华写作《活着》的时代距今已数十年。数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却无法抹去福贵所代表的中国农民的形象。脱贫致富和小康生活又岂止是一个梦那么简单，有许许多多的“福贵”只求能平凡地生活在当下。

余华这样理解活着：“活着”，在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呐喊，而是来自于忍受，忍受生活带给我们的一切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确实，活着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