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周围孩子抱着手机平板不撒手的时候，我时常在想，那时候我们在干做些什么呢。
90年代初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澳门也没有回归，世界好像还很陈旧。我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家里有一台别的小朋友家都没有的彩色电视。可是妈妈禁止我看电视。
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幼儿园这种机构。在我六岁之前，我只知道学前班。
不看电视并不能阻挡我的乐趣，大多数孩子都不会把四方机里的影像当成唯一的乐趣，尤其是农村。
那时候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电视里的人永远都死不了。电视机里的故事究竟是谁的故事。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也是电视里的人，某个人在架着机子拍下了我的一切活动，所以我得好好表现。
三四月的时候，柳絮漫天飞，沾到鼻子上痒痒的，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大人们都忙活了起来，孩子们遍地撒欢跑。
我常常和隔壁家的孩子跑到村北头的麦田里。在刚长起来的草的陇沟里，来来回回地扒拉，找一种在北方农村叫做追追长的草。它像竹笋的联盟兄弟，剥开厚厚的外衣，露出嫩嫩的柳絮般的果实。还有一种能够喝的花，吮吸着它的精华，甜甜的，我们都猜，蜜蜂就是这样采蜜的吧。
当槐树的叶子开始茂密，空气里到处都透着槐花的香气，一群孩子们总是调皮地拿着竹竿，用力地想要一串一串的槐花落下来，回家让妈妈做槐花饭。大人们总是吓唬孩子们，吃多了腮帮子会鼓起来。可仍有些胆子大的。那时候我们还没学会反抗这个词，却本能地做出了反抗的举动。
我最喜欢的是趁着午后爸爸妈妈小憩的时候，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再做贼般跑去邻居家，叫上等待多时的萌萌，到村外上坡处那家没有大门，主人也很少在家的人家。坐在门台前，扯着槐树的叶子，像编小辫儿那样认认真真编成好长的一条。然后小小的身子拖着长长地尾巴慢慢吞吞地走回家。
夏天的晚上，蚊子多，天气热。街坊邻居们吃完饭后一手拎着小板凳，一手摇着扇子，各自坐在门前唠家常。
孩子们手牵手，唱着歌谣转啊转，到大人们喊回家睡觉，才意犹未尽地告别小伙伴，恋恋不舍地被拖回家。
有时候也会去杨树林里，拿着手电筒，找蝉的幼虫。基本都是些大孩子，等我长大他们那般大的时候，基本可以判断哪个洞里有蛹，哪个洞里没有了。
酷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忙着收麦子，孩子们也忙了起来。一手拎着袋子走在田野的小路上，看到掉落在麦穗就拾起来，回家就可以换西瓜吃。有时候也会去黄豆地里，把一粒粒的黄豆捡到口袋里，油蹦黄豆吃。那时候我们还并没有学会粒粒皆辛苦，妈妈教我背过，可是我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对吃情有独钟。
时间一晃，过得很快，像火车，很快到站。
秋收的时候孩子们又开始了新的工作，捉蚂蚱。我们用狗尾巴草的梗将蚂蚱一个个串起来，扔到院子里围着你乱咯咯的母鸡堆里，看它们争先恐后，哈哈大笑。
过了八月十五，孩子们就开始数着日子盼着过年。究竟过年有什么好呢，可以穿新衣服，可以长大。每个人都在盼望着长大，我也盼望着。我看妈妈摇着头，说日子过那么快。我迷惑地挠挠头，难道不好吗。
春节还是如期而至，孩子们都乐开了花，我一早穿上新衣服就去各家显摆，大伯家，叔叔家，奶奶家，听到他们夸一句，真好看，才有些害羞地跑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上小学的时候学会了抓石子，跳皮筋，这些更高级的游戏，开始对手拉手转啊转的游戏嗤之以鼻。
再后来，叶子落了又绿了，村外的那家盖成了小别墅，再也没有槐树了。
家家有了空调，再也不用出来乘凉了。
我们也不再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去捡麦穗了。
我们长大了。
有时候我会恍然看见当年拖着长长槐树叶的我，把一粒粒的黄豆捡起来的我，羡慕能和大孩子们一起玩的萌萌的我，蹲在教室门口抓石子的我。
好像黄粱一梦，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物是人非，时光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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