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他以清正廉洁，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著称，因此被世人赞誉为“包青天”。然而人无完人，即便是包拯这样的人物也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包拯身上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包拯是宋仁宗时期的名臣。他于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了进士，这一年的金榜被称为“宰执榜”，从状元王尧臣、榜眼韩琦，到赵概、文彦博、吴育等人都在盛年之时荣登东西两府，成为朝廷的顶级大臣。相比之下，包拯的仕途就要惨淡许多了。
包拯是个大孝子，为了方便照顾父母，他辞去了建昌知县之职，到家乡合肥附近担任没什么前途的监税官。后来又干脆辞去所有公职，回家赡养父母。
数年后，包拯双亲相继去世。在为父母守丧期满后，他才重新回到京师听选，并被任命为天长知县。此时，与他同年的进士都已经成为朝廷的骨干，而包拯还要从基层开始从头再来。
不过，包拯虽然起步晚，但升迁速度却很快。短短几年时间内，包拯就从知县到知州，然后又被调回京师任殿中丞，再到御史台任监察御史里行。包拯之所以能一路飞升到不是因为他在基层工作干得有多出色，而是他符合了当时选拔优秀人才的最重要条件：孝。
宋朝奉行以儒家文化治国，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又在于一个“孝”字。当时的人认为只有孝顺父母的人，才会真心实意地忠于国家、忠于君王，因此才有了“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包拯为了照顾父母可以舍弃功名利禄，这样优秀的干部怎么能不提拔呢？
包拯为人正直清廉，这种性格在御史台工作非常合适，因为御史台的本职就是纠察、弹劾、整肃纲纪。于是，刚上任的包拯立即就发挥所长，开始弹劾“庸官”。
包拯进入御史台是在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这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帝宋仁宗支持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的“庆历新政”改革。包拯是正人君子，范仲淹、富弼也是正人君子，那么包拯会与诸君子一起为新政事业打拼吗？答案是不仅不支持，而且他还是新政的强烈反对者。
原来，包拯之所以能被调往御史台任职，主要是得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支持。王拱辰与范仲淹等人因政见不和产生矛盾，包拯作为御史台干将，自然要与自己的领导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抨击新政。
在与新政派经过几轮较量热身后，包拯的弹劾工作卓有成效。于是他又设立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弹劾张贵妃（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
张尧佐是进士出身，但个人能力平平，所以早年为官并没什么起色。后来张贵妃得宠，他身为外戚一路扶摇直上，很快就进入朝廷中枢担任要职。包拯等人看到如此碌碌无为的一个人竟然身居如此高位，心中的怒火无法遏制，于是一群言官开始整日缠着宋仁宗“炮轰”张尧佐的各种不是。经过一番长期较量，宋仁宗招架不住包拯等言官的死缠烂打，最终不得不罢去了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这两项职务。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大宋言官们并没有被眼前的成功冲昏头脑，他们明白只有将弹劾工作进行到底，才能充分体现出言官价值。于是包拯等言官又将目标瞄准了宰相文彦博。不过，在弹劾文彦博的过程中，包拯只充当了配角，主角是一个比包拯更执拗的言官唐介。文彦博为官政绩出色，也没有贪赃枉法的劣迹，然而宋朝的官员只要遭到言官集体“炮轰”往往不死也得脱层皮。结果文彦博就因遭言官弹劾被降职。
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包拯代表着铁面无私，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形象。可真实历史上的包拯虽然也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正派人物，但他身上也存在着不懂变通，过于偏激等缺点。身为御史台谏官，包拯及其同僚充分发挥了直言进谏的所长，但无论是张尧佐还是文彦博，其实被弹劾的理由都仅是一些小污点，却被言官们拿来大做文章。至于反对“庆历新政”，那就更是党同伐异，和事情本身正义与否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包拯等人天天缠着宋仁宗弹劾张尧佐、文彦博的同时。宋朝发生了黄河决口改道的超级灾害（黄河改道在历史上一共只发生过8次）。然而这些天天打着正义旗号的言官大人们却对危及国家兴衰、百姓存亡的灾祸视而不见，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打击对手方面上，实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难怪与包拯同朝为臣的“吐槽大王”欧阳修评价他是“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参考文献：《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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