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于丹，她所讲的、所写的，我基本也是难以卒忍。但是，一帮大老爷们这么围攻一个女人，我觉得挺没意思的。我想为她说几句话。
1，国民的情绪，是极不能容忍暴发户的。学术暴发户也不行。
作家阿城举过一个例子。他认识一位新晋学者，一贯也是赤贫书生状态，可是等他苦尽甘来终于有权坐上火车“软卧”时，对花得起钱也坐“软卧”的农民，非常厌恶。
我不知道，那些把于丹这么一个教书的人批成民族罪人的高度、骂成做人权利似乎也无的正人君子们，不管是学院名流如徐晋如先生，还是本题里那些卫道士达人，有多少人是这种自尊要靠歧视他人得来的心态，是这种莫名其妙鄙视链的延续。
我们差不多有两三代人，不幸生在仇恨的年代，受的是仇恨的教育，面对仇恨的社会，充斥仇恨的人群，充满仇恨的阅历，即便是讨论学术、思想及知识问题，也是如此剑拔弩张，咬牙切齿，话语系统都还是那套暴力系统若隐若现。真的，你们就是把《十三经注疏》倒背如流又如何呢？你们孔老师教你的温良恭俭让，被你们女朋友的口红吞掉了么？
不好意思，一来就是“诛心之论”，可这方面，你们是我老师呀，我不过亦步亦趋效颦而已。
2，学术无国界，知识无阶层，批评有界限。你们整天嚷这些普世价值，我还真以为是共识呢。
结果，什么于丹讲论语是跨了学科啦，什么隔行如隔山啦，还什么于丹道德有问题啦，拜托，人家至少还是科班出身，北师大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我三年前偶翻80年代《文史》期刊，还看见过她的论学文章；拜托，人家即便确实爱钱，商业社会，早已告别《管子》所谓“利出一孔”的时代，只要取之有道，又何妨她日子滋润点？孔夫子老师一生张口都是世道人心，又何妨他老人家“俸粟六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可徒行也”、默许弟子“家累千金”？
况且，即便她什么资历都不是，她就失去讲论语的资格了么？敢问贵孔子老师什么学历？郑康成、何平叔两位大佬是哪个学科出身？您那写出《论语新解》的钱宾四老师又是哪里毕业？
实际上，传统文化的讲学历来都有民间传统，并不太局限身份、学历与资格。儒学的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很大程度上也更加依赖于民间系统，而不是太学、国子监、府州县学的官学体系，就像如今你们自骄自傲的985出身，恕我直言，这里面学界名流我也是认得几个人名的，我并不认为有哪位在儒学知识推进上、在面对民众的国学教化上，有可以对得起后世的贡献，更别说您是否有资格做“学术警察”了。
所以，讲学原本就不该太设置“资格审查”。假设是在大学机构上课，也许按程序需要“五经博士”资格无可厚非，但是人家是面对公众，有人爱听就行，关你何事呢，有关贵组织何事呢？倘她讲得好，无需你唠叨；若讲的不对，你自然也有资格、权利回应以学理批评，甚或笔战都应鼓励，但不是上海瘪三式的辱骂、恐吓、人身攻击。这才是正常的文化生态环境。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在如今人都被分成三等五等之后，知识也要搞特权？您在这里指手画脚骂天骂地，俨然孔子亲戚，又是谁给您的资格？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3，雷雨郁蒸,是生芝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分工不同，各有擅场，不妨各行其是。
高端的学术研究和浅俗的学术普及，应是相生相护的。这两种知识形态，表面上颇多扞格，但实一体，彼此相克，却又相生。因为世间所有学问都不是口说无凭，但是所有高大上的学问其研究之目的却也是要惠及大众。因此，拿着学院的那一套训诂传统去寸步不移地要求面对原本只是泡沫剧观众的于丹，理据当然有，但是苛求至密不透风，则是没有情理的。
比如，学院里的儒学大师，在象牙塔内做着客观、高尚的学问，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或文献整理，搞出了什么《心体与性体》、《道德自我之建立》之类的煌煌大著，是洋洋大观，是蔚为奇观，“法言”严密不易，字字信而有征，句句理所当然，但是，这些东西，和生民大众甚至是孔子本身的真实生命又有何相关呢？悲观的讲，可能都难逃“戏论”一场。
既然是”学术”,在“学”之外，理应有“术”的一面，即梁启超所谓应用的一面。这种应用，就不应该去妨碍学术的下移，即便这种下移和学院认知有所偏差，也不该一棍子打死。理由在于学院那一套僵硬的、抽象的知识实际是无法面对公众宣讲的，一定程度的“方便说法”就成为必然和必要。
我过去对于于丹，亦常腾笑。但是当有一天，我那只看偶像剧的妹妹偶然听了一段于丹后，进我房间找《论语》时，我开始有点理解于大妈。我意于丹还是位优秀的民间“学术媒婆”。其人言语无碍，口角便便，聪明练达，是个台面人物。给类似我爹我娘一样“精神失孤”的中国大爷大妈们做点教养培训，免得他们三更半夜在小区扰民简直菩萨心肠；对我妹妹这样的大龄无知少女、及如我这般的文艺老傻帽时不时施予点成功学鸡汤又哪里不好，甚至说大点，中国文化传统自上而下的重建，也亟需这样的“可人”。假设您觉得某些知识是low的，您充耳不闻就是了，人家也不是要讲给你听，何必充大意淫出那么多优越感？实践也证明，她对《论语》在民间的推广之功，胜过无数专家学者的千言万语了。
虽然，我们也看到了，丹丹老师在诠释《论语》上多“自由心证”，多自我发挥，但是如果真是熟悉《论语》注疏系统的，也会看到她的解释并非毫无根据，大体还是守在历代“论语知识学”的范畴之内，等于老司机开车，虽然爱炫技好引人注目常常濒临翻车边缘，偶有摩擦火花，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过分超限违规，也没有发生车祸。
孔老师所谓“循循善诱人”，所谓“诱”，照唐君毅先生解释，就是煽动与欺骗。失此“诱”字，其实也不是“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好老师。假设通过于丹的讲说，大量的公众对《论语》、对孔子乃至对故国的文化传统引发兴趣，进而触发自身甚至是家人、小孩去翻阅《论语》等经典，在更为乐观的愿景中让整个社会都尊重、亲近和热爱文化，我就觉得于丹是开疆于层层阻碍之中，是辟土于重重限制里，功德无量。至于有多少细节知识问题值得商榷，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了——连朱子的《四书集注》历代多少纠错著作还在图书馆等候着呢？
而且，严重一点说，凡知识的傲慢一定源于知识的无知。所有对于丹的学术指摘都值得尊重，但是所有皮里阳秋的人身攻击和道德指控都是有违“学术公义”的。即便是就《论语》和孔子本身而言，不用太高深的学理，都可以明确地说，他\它们并不曾建立解释权让人来争夺，更不曾对如何理解给出“标准答案”，一切诠释都是开放的，郑康成的注何晏可以反对，皇侃的义疏朱熹可以推翻，刘宝楠的正义李泽厚可以看不上，于丹和你倘能自圆其说，何妨成一家之言？
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感慨，“都是下九流，有谁可以看不起谁呢”？真的，回到我们眼下这个问题，又何尝不是呢？
总结
我一打字，话痨，就噼里啪啦打下那么多，其实想说的话核心就三点：
1，我们评价人事，要全面不要极端。
我们该有持平客观之心，该有就事论事的风度，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论语》宪问篇里，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意思是祝鮀这个人虽然不是好鸟，但是他依然是维系卫国于不坠的三大柱石之一，他该有的贡献是不该抹煞的。这是孔老师评价人事，有一还一的诚笃与忠恕之道。
于丹即便在《论语》细节阐释上有待商榷，但是她推广、普及文化传统的贡献是否该予以正视？
2，《论语》和孔子的阐释问题，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这是一个阐释学的基本常识。因此， 如果于丹哪里你感觉讲的不对，就学问论学问好了；假设她哪里有失范或违法行为，您大胆揭发就行，何必云深雾罩各种人身攻击？
而且，我的浅薄认识，我们对《论语》孔子的认识过程，理应是一个从狭隘的文字、考据层面走向更为宽容的人性层面的过程。这个认识，虽然很鸡汤，但也许真是这样的呢？
3，就知识认知而言，我不认同于丹所讲，对其人也好感不多；但就公共理性来说，我尊重她开讲的权利，和阐释的自由，并将持续不懈的反对把学术问题“泛道德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
暂时就这些。感谢！
2018，4，20晚，闲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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