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核心要义之三是“公平”，这主要体现为“机会公平”。
之所以要强调“机会公平”，就是要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所区别。
因为，之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指引下，我国已走出了短缺经济状态，正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也正在走出以往单纯追求GDP、经济增速的发展路径，开始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而这些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环境，才能实现。
而这也终将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转变。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除却让全国人民吃饱饭、体制外增量改革等伟大功绩，我们会发现其中也充斥着不少“机会不公平”现象，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倒爷”们倒卖的土地批文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商勾结、商业贿赂腐败行为，等。而这些改革开放的“不体面”，造就了大量“机会不公平”现象，迟滞了法治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我们可以把这归咎为改革初期的代价与成本，但“公平”没能被很好兼顾，却也难辞其咎。这好比上学时期，我们总记得考试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却很容易忽略或者忘记了第二名同学一般。
不过，历史地看，我国改革开放起始于计划经济，也许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吧！
历经社会主义改造、“文革”与人民公社后，我国把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家化”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比如，把1950年土地法中给农民的私有土地、原来打算交还华侨的房屋等私产，一股脑地全部公有化。这使得全国的资源配置都置身于国家权力之下，既无私产，也无时下的市场经济。这注定了改革开放是一场上层建筑的自我革命，是一个自上而下国家权力逐步向市场、地方放权让利的过程，也就是说，计划下放什么权力、什么时候下放、下放哪些具体内容，国家说了算，权力部门说了算。
这种变革，首先确立了我国所独有的“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至今也未改变。其次，这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本质是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力主导，天然地喜欢使用行政手段搞命令经济，大不同于注重平等的权利本位市场经济。由于有权力的人往往不想失去权力，没有权力的想获得权力，这注定了改革开放势必是一场国家权力与市场的拉锯战，而不是理想的政策施行状态。在公权力约束机制不健全、法治市场经济未形成时期，经济秩序在权、钱左右下出现紊乱，对外表现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在所难免。
这种大环境，对接近权力中心的人而言是莫大的机遇。他们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优势，可以轻松获得先期发展机会。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的年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优势。因为，上层建筑之下的人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及具体措施都不清楚，时下大家熟知的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实也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只有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决策信息，并能找到相关决策者，得到可以变现的“批文”，成为“倒爷”，一夜暴富。这也许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下海”潮出现的大背景吧！时下看，其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中充斥的“机会不公平”问题由于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和约束，反而形成了一种风气，渗入了改革开放肌体中，至今也未能消除。之所以时下很难再出现类似改革开放初期“倒爷”那样的致富奇迹，一来是因为党政改革使得政策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降低了基于政策信息“机会不公平”出现的概率；二来是因为越往后面改革，垄断性的资源越来越少；三来是因为市场经济大势已定，人们对此不仅熟知，也有介入，增加了竞争者。
风气使然下，依然存在的“机会”交易，就会继续阻碍市场经济“机会公平”机制的健全与完善。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此相适应，官场权力资源配置也会表现出诸如买官卖官、官僚主义盛行等不良现象，满足“机会”交易的需求。这方面问题严重的地方，难免出现政治生态问题。而一旦一个地方出现了政治生态问题，这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公平”氛围定然未能形成。
此时，市场经济“机会公平”具有了政治经济双重属性。“机会公平”，在市场资源配置与权力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及其导向性，不言而喻。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反腐败、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施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行政策文件合法性审查，等等都可以理解为：积极构筑“机会平等”防火墙，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的环境氛围。
这是法治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大道上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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