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也八年了
做学生时，我喜欢站在大地上看天，还喜欢与老师为底，抄同学的作业，睡懒觉；长大当了语文老师，天地颠倒， 我的抗战开始了，从第一场战斗打响，时至今日，也八年有余了。
每年的五六月份，那是一个醉人的时节，万物皆绿，莺歌燕舞，分布在小城各个家庭里的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或许是幸福的，他们被一阵喧闹的铃声叫醒，时间不到六点，但那时，透过窗帘的，不仅有白晃晃的晨光，我甚至还能看到淡淡的微红，这杂着微红的白光与身上的责任一融合，一股激流贯穿脑袋，不管多大的睡意，我必须让身体脱离温软的床被。
简单地洗把脸，尤其要把头发整理整理，因为这一出门就意味着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教室，走上讲台，走入学生的意识里。如果昨晚是在十一点之前入睡的，那么，当我推上自行车出发的时候头脑大概已经爽快了，十分钟的路上，我可以用松弛的神经和明亮的眼睛欣赏日出，看它红彤彤的头盖，或者滚圆滚圆的脸盘。路上可以见到少许的人影，比如炸油条的小贩，清晨的慢跑者，以及各种无利不起早的人。我们这个小群体因为工作的激励加入了按时看日出的队伍。
那暖黄暖黄的阳光最初打在教室的窗棱上，缓缓移动，逐渐在白墙上圈起一小块鲜明橘黄的长方形，后来，它们变得无规则，呆滞的黑板也美好而灵动起来，伴着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那光的步态轻盈而富有诗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天的开始了，我这个爱睡懒觉的人也因为一次次领略这美妙的晨光而感悟到生命的意义，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幸福。
世界若永远都是春天和夏天多好。暑假过去之后，我们看着太阳把夏天走成了秋天，接着走成了冬天，十月份眼看结束了，严峻的形式一步步逼上前来。透过窗帘的微光消失了，消失的无影无踪，寒冷和黑暗从缝隙间钻进来，沉沉的睡梦被急剧而残忍的闹铃扯断，痛苦！痛苦！无边的痛苦！窗外的一切明明在暗示：这是午夜，这是午夜。只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告诉我，必须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将自己的形象整理好，一路骑行，赶上六点十分的晨读，因为那里有两个班一百二十多名学生，以及时间一到就要收签到表的领导在等候。
北方的冬天，路上除了孤魂野鬼，大概就是我们这群以教授别人语言为职业，有用又无甚大用的高中教师了。睁大眼睛，小县城的路灯是不会亮到现在的，偶尔有一家店铺的灯像光明女神一样给人力量，我凭着记忆躲过马路残损的坑坑洼洼，以及求利者挪来摆摊设位的石头。九十度拐一次，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再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浓厚的黑夜不减丝毫，仿佛越积越多，幽幽的，皱巴巴的，无边的黑絮。星星、月亮是否在天，不记得了，哪有功夫仰望星空，人身安全大于一切，十分钟的路程，脑袋里装的是人类最低级的生存需要。冬季三四个月，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奉行着一三五七和二四六的周期变化。隔日就会全副武装以足够的勇气迎接一次冷冽而浓厚的黑暗。
七点的铃声响起，晨读结束，学生要吃早饭，老师们把一天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做完了，找个地方或者回家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吧，远方的天空微微露出片片的青白，行人渐渐多了起来，那时整个世界依然安静，像个婴儿一样，才刚刚苏醒。
有的同志受伤了
我的同事尹老师是青春靓丽的，即使有晨读的日子，她也会把自己好好的梳洗打扮一番。有一次晨读，她给自己打扮的时间太多了，当意识到必须八分钟内赶到学校时，她推起车子一往无前地投到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了。她用力蹬着脚蹬子，凭借着一天往返至少两遍无比熟悉路况的自信，速度越快，寒风越凛冽，但是，裹在羽绒服里的身体却有了汗意，她的脑袋在默默地祈祷着，祈祷今天值班领导的闹铃没响，诅咒他的自行车没气，她脑子里想的大概很多老师都想过，遗憾的是，领导的状况犹如铜墙铁壁，百毒不侵。
出门不足一公里，尹老师隐隐约约感觉到前方似乎站着一个庞然大物，她下意识使劲捏手闸，伴着摩擦声“刺啦”，车子迅速缓慢下来，——已经迟了，那庞然大物离人已经不足一米，一个车样的东西峭楞楞出现在眼前，车的后斗里装了一堆横七竖八的东西，其中一根冷硬的钢筋状的铁器，伸出斗外，贴着脸颊从她的腮边穿过，刺破耳朵。另一根铁器，与她的眼睛只剩下十几公分的距离。尹老师吓出一身冷汗，慌忙后退，镇定数秒钟，她未发一声，小心翼翼地骑起单车，继续前行。
语文老师杨清岚，五十多岁，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早晨，她的电动车和一辆自行车发生了正面冲撞，车主的脸部手部都受了伤，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眶青肿，一边的颧骨划破凝血，满面憔悴，躺在床上，已经多日不上课。而那自行车的主人是我的另一位同事，他的脚踝骨被车把砸了，他为此要付出至少半年的“拐杖”生涯。
英语老师荣鑫在刚刚工作的头一年，头一个暗黑的冬天，车子轧上一块砖头，她掌控不及，人车皆倒，单手拄地时压力过大，导致一根手指骨折。
相似的事故曾经引起过领导的注意，有老师提议，让校长出面，请求县政府为上晨读的老师保留路灯。但是，高层的事我们无法揣测，不知道是校长没有发出请求，还是发出请求却得不到同意，抑或双方都有心玉成此事，无奈财力有限，只能不了了之。
我们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挣扎在黑暗的边缘，隔日就要和冷酷、浓黑较量一回，用十二分的勇气，用一种野蛮的毅力。我的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八年不愈，年岁越大越严重，每至冬日，痛楚按一定的频率分秒不差地袭来。
国共两党打起来了，等全国解放吧
上帝把一星期定为七天是个麻烦，语文和英语老师，交替着关照学生一天中最初的时光已经够苦，还要抽出精力想方设法摆脱一三五七的束缚，抢占二四六的所有权，真是令人痛惜。
一者为三，一者为四，上帝用来休息的礼拜日放在高中老师身上无效，大概他老人家也不记得何时该把语文老师的三天跟英语老师的四天交换了吧，冬至日？新学期伊始？定期交换的决定据说也是经过长时间论战和冲突得出的，那是“老一辈”智慧的结晶，其中的精彩我没有经历，我见证的只是一朵小花、一片羽毛。
问题就出在这个“似乎”上，每个年级大概都有自己的换法，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各种制度杂交后的产物。比如，学校的末尾淘汰制，它让很多老师不能跟着学生一起升级，年级还会出现人事大换血的情况，这就涉及到原来的轮换法与现在的轮换法间的冲突。
总之，语文组组长和英语组组长已经发生口角了，一向温和的贾老师为了大家的利益，和英语组长争吵起来，怒气冲冲的他返回办公室，脸色铁青，厚大的眼镜已经垂到了鼻翼，也不动手推一把。
贾老师扭过头来，向我们这些小辈讲述英语组长张老师的蛮横无理，自私自利，不讲规矩，以及丧失师表，有如江湖草莽，讲台之上定会误人子弟等等……我们从没有听过贾老师说过如此难听的话，对学生一向温文尔雅的他，一定受了很大的侮辱才会有这等突破自我的表现。至于这位直接空降到高二年级的英语组组长，很快让我领教了师者的另一面。
那是在期中考试开考前的小会上，年级领导针对前场出现的问题总会说几点注意事项，末了领导大声宣布：“从下周开始，一三五七英语，二四六语文。”听后，我在心中暗自高兴，但是一瞬间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没有这回事！这样欺负人，我绝不同意！”几句话就像一声响鞭，狠狠地抽中了我的后脑勺，我在近五十人的屋子里找到了声音的来源，一个干瘦干瘦的中年男人就站在我身后，他头发稀薄，戴着眼镜，后面的双目瞪得像两个小火烛。办公室立刻出现真空局面，没人说话，目光转换在针尖与麦芒之间，数秒钟后，年级领导喏喏地说：“这是领导的决定，有意见去找任校长。”
贾老师和张老师“对簿公堂”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人再一次在领导面前争了个急头白脸，面红耳赤。任校长是各种利益的平衡手，看双方互不相让，也不便驳了谁的面子，当即启动第二套方案。大家所争执的无非是多出来的一个晨读，而谁又规定了晨读必须分给语文和英语呢，文科里的史地政，理科里的生物，不都需要朗读出来，大声记诵吗？任校长立刻把他心目中的好人生物组组长叫来。
舒老师是一个年近五旬的妇女，她的头发黑白交杂，宽且厚的镜片让整个人显得呆板没有生气，但是，她的思路清晰，时有惊人之语，所以她在面对任校长提出的送给生物一个晨读的要求时，先是推脱，但似乎有商量的余地，任校长的软话、硬话、鼓励、信任一起来，但他渐渐领悟到，舒老师虽看似软弱，实际始终没有入他的套。
“咱也不浪费时间了，你给个痛快话，这事能不能帮我。”
舒老师推推眼镜，不缓不慢地说：“这个这个……我想生物是不需要的，因为历年高考，我们生物成绩在市里都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利用课上以及一些自习课就可以应付所有问题，实在不需要。”说着此话，舒老师内心的活动却是：“绝对不能在我这里打开这个先例，否则，我将成为生物组的千古罪人呐！”日后大家在谈起此事时，纷纷赞叹舒老师的镇定、明智，以及不迫于领导的压力，不因几句领导的蛊惑就头脑发热，牺牲团队利益的精神。
第二套方案失败，重回起点，任校长权衡利弊，综合几位主任的意见，当下做出决定，英语组执行一三五七的晨读任务。消息一出，语文组拍手称庆，英语组人人怨愤，张大组长借着多年来为学校鞍前马后，高考成绩年年突破的资历，更是打算将斗争进行到底，他率领众弟子坚决不去上周日的晨读，事态之严重，年级的几位主任已经无法掌控，人人都知道张大组长的脾气，谁的面子都不给。主任们采用个个击破的方法，打电话说动小喽啰，——这自然是容易的。而任校长亲自出马做张组长的工作。
张组长有没有顶住压力？他在面对上司时出语是否爽脆利落？
“那是当然，张大组长是谁，三朝元老，高考功臣，熟知上层的底细，某校长业务水平低，学科成绩差，被安排到行政职务后，不仅升了官位，而且早已经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特级教师之一。再说史校长张校长的子女，平时成绩一塌糊涂，零八年高考，一鸣惊人，——什么原因？用大脚趾头想也能想明白。”
别人的事且让别人去关心吧。我的抗战，八年的时间，日本鬼子都被赶走了，养成一个习惯也足够了吧，可是，我的“劣根性”实在太深了，懒惰深入骨髓，血液里流着抗拒的因素，直至今天还在为寒冷的冬天苦恼着，现在只希望再过三年，——内战打了三年嘛，等全中国解放的时候，我能有点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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