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自治城市（一）
这一章作者主要将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的自治城市进行了比较。并以宋代、明代为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最后还对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今天，我们先来读第一部分。
作者首先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古希腊的“理想城市”的描述——城市内部设计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卫生。事实上，古希腊城市中也确实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体育场和疗养设施。
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建筑师希波丹姆斯的设计思想强调与自然协调，城市的边界以山或者海为界，城墙的形状是不规则的，目的是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不受破坏。这是一种多么先进的理念呀，现在的我们都还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呀。
而中国城市的建设原则是“整齐”。《周礼·考工记》描述的理想的都城制度却是这样的——特点是万万正正，棋盘式布局，突出政治需要。高大的城楼和宫殿都是为了突出政治上的威严和压制。
时光如梭，到了中世纪后期，西方城市精神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原则迥然不同。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基本都是经济原因自发形成的，是“无规划城市”，中国古代的所有城市却都是政治性的，是“规划城市”，作为各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出现。
在唐朝，中央政府明令在州县政府所在地之外，不许出现自由集市，因此也不会产生经济性城镇。而西方中世纪的城墙大都是市民自己集资建造的，中国城墙则是国家以征发劳役的方式建造的。和上古时一样，中世纪欧洲城市多呈不规则的形状，而中国城市布局一直都是正南正北，四四方方，处处体现规矩意识。
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精神是“自由”，而中国古代城市精神是“控制”。
宋代以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目的是对城市居民进行严格的束缚，便于管理。因此，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的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的。
长安城内分成了100多个里坊，每个一里以上见方的街区都用高大的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一个小城，只在四方开4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
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的城市之内只有东西两个市场。假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的丰安坊，那么距离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走上整整6里地，来回就是12里。
而且出门前你还得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12点到太阳落山前7刻才营业。
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市场没开门，进不去呀。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还实行夜禁制度。每天黄昏，街鼓响起，每个里坊的四门都要关起，禁止人们出入。长安各条大街上人声绝迹，直到第二天黎明，坊门才可打开。
夜禁期间，城中禁军整夜在城内巡逻，捉拿违反夜禁的人。要是天已经晚了，你外出办事还没赶回家，怎么办呢？只能随便找个特角旮旯蹲一宿。
夜禁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周礼》中就有记载。《周礼·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职，专门负责夜禁事宜。
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不例外。直到宋代才出现大规模“破墙开店”的情况，城市商业功能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之后的朝代也常会出现整治这种现象的情况，唐代的里坊制实际上是到清末才算彻底废除的。
由上可见，中国的城市的意义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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