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9月14日，清晨7点，热河行宫，一名仅12岁的英国使团侍童因会说中文（长达10个月航行的收获之一），在觐见中收到乾隆皇帝钦赐的黄色丝质荷包，侍童随后用中文自如地向君主表达了感激之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使团正使马嘎尔尼勋爵坚持未按天朝礼仪向皇帝三叩九拜的遗憾。这位侍童名叫托马斯。
23年后，1816年8月28日，当年的侍童托马斯已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此次充当阿美士德勋爵副手，作为大英帝国派出的第二个正式使团拜访皇帝——此时皇帝为乾隆的儿子嘉庆。可是，因为即行三叩九拜的礼仪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他们当天夜里就被赶出了北京。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又过了24年，1840年4月7日，大英帝国下议院正在激烈辩论——半年前虎门销烟随后禁止贸易、英国人面临被驱除出境、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天朝派遣远征军。一名素来受人尊敬的朴茨茅斯议员起身发言——“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哎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以表示欢迎他的结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一个英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这位朴茨茅斯议员正是两次出使中国、在中国呆了几十年的托马斯。随后，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英国政府并未正式宣战，他们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而非战争。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以上是《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小引”的片段，该书从头到尾记叙了1793年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出的马嘎尔尼勋爵使团出使中国前后的故事。我在读晦涩的经济学著作间歇想换个脑筋，在书架上选择了此书——记录历史事件的题材一般会较为轻松，哪知掩卷后，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涌上心头。
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人佩雷菲特——法兰西学院院士、曾担任过七任部长，他曾在1971年首次访华，此后为写作本书，他于1980至1988年期间六次来到中国，参观了马嘎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很多从未发表的珍贵皇家档案。该书法文版出版于1989年，1993年第一次被译为中文出版，成为了解鸦片战争之前那段历史的必读书之一。、
本书厚厚500页，行文略显啰嗦，但是也有几大特点，值得一读：
首先，就是资料的翔实与相互印证。佩雷菲特收集的诸多史料有：50年代偶然得到的一套游记、使团正使与副使的回忆录，他还寻觅到了当年那位侍童的未公开发表的日记和回忆录，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书信，马嘎尔尼勋爵本人的书信，中国传教士的书与书信，最后，他成功取得了当时的中国朝廷文书，其中有乾隆皇帝的亲笔诏书、谕旨、官员奏折等等。他自己说“读者下面读到的这个故事则是由一套30多面镜子，或确切地说是由30多架摄影机制作成的，它们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
佩雷菲特并没有简单堆砌这些材料，而是将马嘎尔尼当年从英国朴茨茅斯出发来到中国尔后返回的时间、地点作为主线来记叙了这个过程，其中呈现了当事人的不同观察角度，读者可以在其中去一辨真伪，抽丝剥茧地触及真相。如马嘎尔尼“下跪”事件，马嘎尔尼在自己的日记或书信中均骄傲地表示，自己保住了大英帝国的颜面，没有屈从，而同行的小托马斯遇到此类问题就语焉不详，虽然这个礼仪问题成为后来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如果当年马嘎尔尼遵从中国习俗遵守天朝礼仪，是不是乾隆会考虑接受使团通商的建议？如那位拿破仑皇帝评论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中国人拒绝得对。……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假设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各位当事人因为自身利益、顾虑在日记、书信中反映出来的差异——或者是选择性记录——很是让人玩味。又比如马嘎尔尼在记录中说，天朝对于英国使团十分重视，皇帝也对他们很好，使团争取了英国人的利益。但是小托马斯一次又一次地如实记录了当时的真相-----船队一到广州就被插上“贡船”旗帜，使团夹杂在蒙古、缅甸等东南亚属国的觐见中受到皇帝召见，使团的请求没有一个获得批准。等等。
所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睿智的伏尔泰也说过“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的见证”。正是因为有各种文字留存，才使得各种声音能在我们走向真相的路中出现。只有一种声音是可怕的。
其次，佩雷菲特在书中的态度和结论值得思考。他在书中不光是讲故事，夹杂了大量个人分析的“私货”，一方面狠狠批评了天朝统治者的无知和傲慢，指出这个国家面临巨变前夕的不思变的态度是导致后来一百多年屈辱历史的源头，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英国殖民者的自负与想当然，从根本上剖析了当年英国人使团的目的——开辟更大的新市场，同时带出了其隐藏任务——准确估计中国实力。这一点从马嘎尔尼当年的日记中处处可以见到，在港口看到船只或有天朝军队出现的时候，英国人不是在估算英国生产的商船等设备商业价值就是在打量与估计天朝“军事实力”，如在通过虎门当天，马嘎尔尼在日记中写道“防御很薄弱，……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或顺风，任何一艘军舰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约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佩雷菲特认为，两国有着辉煌过往的历史、不同的价值体系让这场出使成为一个“瞎子与聋子的对话”，不然1793年的这次出使本可以成为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机会。他痛心地下了结论——“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相互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现了印刷术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在17到18世纪早期的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游记与著作中，中国曾经一度被描述成“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它的圣誉传遍欧洲，传说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很好地统治着，而其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堪称楷模。启蒙时代的欧洲对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自然对传说中充满理性的中国神而往之。但是，慢慢地随着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真相”一点一滴地泄露。伏尔泰在1755年写道“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得多。”
当时的大英帝国商船发达，吨位增加了5倍，蒸汽的发明使得机器倍增，大企业家受人尊敬，英国贵族以从事经济活动为荣，商业财富得累积，海上实力的增强，从贸易中产生的经济爆炸使得英国商船开遍了向东方延伸的航线，并开设了一系列商埠，通过它们，大英帝国将联合王国的各类产品献给世界。不幸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需要，英国毛呢在习惯丝绸、棉布的中国滞销，中国人口的劳动力多且能吃苦自然也不需要英国出口的机器，虽然后来中国人在贸易中唯一接受的就是鸦片。而当时的大英帝国崇尚商业和经济活动，自负地认为他们的机器、工业、现代化等能给中国皇帝深刻印象，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能用商业活动中的谈判原则来打开中国市场大门，使得大英帝国成为在东方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另一方面，1793年的天朝皇帝沉迷在四海升平、歌功颂德中，“十全老人”什么都不缺，所以乾隆皇帝才严厉回答使团“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并在给英国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满族皇室成为中国人自我崇拜的信徒，借助标榜的排外的汉化来巩固其对中国的统治——无上天朝的统治不仅靠政府和官僚体系，严密的思想控制无处不在，英国人被禁止与传教士或中国人私自联系、任何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与英国人接触。通过排外来掩盖真相、掩饰这个王朝的脆弱。正使马嘎尔尼勋爵拒绝行三叩九拜之礼，被视为“生番”并不得重视，带来的礼物中代表大英帝国最高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天文地理仪被搁置一旁，赠送的大炮等武器直到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时才被发现后又被搬回英国。
双方都断言自己优越，这样的不同自然会让两个世界的第一次撞击无疾而终。
第三，是书中对当年众角色和社会面貌的还原，带来很多想象空间。除了英国人本身，书中白描出一个个形象：有皇帝乾隆，有和珅、福康安、长麟、松筠、徽瑞等王公及高级官员，也有全程陪同使团的王大人、乔大人等低级官员。从众生相到社会面貌，描绘出当时的封闭社会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为了不变，最好是避免交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皇帝从统治出发而不是从发展出发，通过控制信息来控制全局，而被扼杀了创造性的官僚体系腐败沉闷，臣下们为了前途选择性地只汇报能被皇帝接受的情况，这一点，英国人马嘎尔尼也有类似行为。书中那个年代的一些画面似曾相识：在码头挤作一团围观外国人的民众，面对落水者无一人施救；政府关心社会安宁甚过于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考虑，麻木的民众将鞭打代表的残苛司法视为惯例。不仅想起鲁迅先生痛心疾首的话——“绝无窗户”的“一间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那是我们历来盛赞的“康乾盛世”啊，可是有那么多蝼蚁。
1793年，法国大革命如火似荼。而英国和清朝，这两个小孩子开始了第一次接触，而他们之间太多的不同导致了这次接触的失败，随后的战争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就像一个小朋友想用拳头告诉另一个性格孤独的孩子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他一人那样”。
如果，当年乾隆皇帝握住马嘎尔尼勋爵代表乔治三世伸过来的手，如果乾隆皇帝能像下江南般、能像俄国彼特大帝一样，出海到欧洲一游，历史会有什么可能和不同？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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