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恒
七世纪初，经历了南北朝和隋末长期的动乱，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盛世。从茫茫大漠到南海之滨，从冰封雪域到渤海之湾，所有的臣民都尊奉一位共同的神明——天可汗李世民。他是中国最初被中国人真心称颂的人物，被后世尊为典范。爱国学者柳克述曾有论述：
假如中国历史上没有李世民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华夏民族究竟会演变到怎样的境地？综数百年华夷乱离黑暗之局，成大一统的民族复兴与新局面的开创，其版图西至葱岭以东，南至中南半岛，东临大海，北被大漠。而国计民生之康裕，学术艺事之发达，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汇与创导，至使倭人贩其余绪以立国，欧西各国向往而慕化。其气魄之大、业绩之伟，无可媲美。
贞观一朝的盛世也和前朝隋文帝留下的根基有很大关系，但是他的儿子杨广枯竭民力，激起民变，在一度强大的隋帝国如大厦轰然倾塌后，中原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最终形成星罗棋布的割据势力。太祖李渊太原起兵，最终建立唐朝。籍借二儿子李世民的帮助，逐渐平定了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和刘黑闼等一帮军阀势力，创造了稳定、统一的局面。国家的统一安定是繁荣昌盛的基础。
李世民登基之后，只用了四年时间，国家就达到了全盛。在军事上，唐朝大败突厥，原属突厥的大小藩国国君共同请求太宗出任“天可汗”，即天下共主。只有经过唐皇册封承认的才能为“国际社会“承认。可见天可汗并非只是一个名号。
在另一方面，社会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据历史资料，贞观四年，全国的重刑犯只有29人，当时在刑法制度上，太宗以宽厚为特色。太宗曾经错杀过张蕴古，后来知错后下诏说：“今后死罪案件上报要三复奏，三次都批准才可以执行。”后来又改为五复奏。并指示有关部门慎重立法。
为政的宽厚，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实际需要有密切关系，一味的宽厚有时会适得其反。东汉时候章帝就是一位有名的仁君。可他不论臣民还是王公贵胄，一律一视同仁，无形中纵容外戚贵族强取豪夺，横行跋扈，即使处罚也不痛不痒，起不到起不到整饬吏治，警示世人的效果。汉章帝不如他的父亲汉明帝那样严厉，似乎是那些王公贵胄的福音，这样看来，唐太宗依靠的是一整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系，并以身作则，并不依赖于事后的惩戒，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足见高明。
在贞观初年，整个中央朝廷的人数只有643人，当时的官民比例是1:3000,而在现在的时代，这一比例已达到1:18.官员队伍臃肿、膨胀造成的财政困难、利益交换泛滥，各朝各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愈发严重。这和贞观初年精简高效的行政机构相比，差距是多么大！中央机构中集聚了一大批精兵强将，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是其中翘楚。
在高度精简的体系中，太宗又注意分散权利，改良了三省六部制度，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不仅分散属下权力，自己也不例外，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签署后才能生效。防止自己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出弊政。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外交往来上，开发丝绸之路，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其他的朝代也有一些明君治理了所谓的太平盛世，但是唐朝比起其他朝代，更加开放、更加大度、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没有太严格的限制。敢于接纳四方、包罗万象，是因为唐人自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唐朝人不担心外来的文化冲击到自身。即使动用了武力曾经平定了东突厥和高句丽等民族，也没有歧视和奴役，以至于朝鲜现在还有薛仁贵的庙宇，他征服高句丽后，抚爱孤幼，存养老人，惩治盗贼，擢拔贤良，在被征服的国家，人民已然纪念他，这是一个奇迹。这是在太宗逝后，高宗时期对外战争取得的大的胜利。
高句丽在668年被征服，和高丽民族并不是一回事，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尽相同。高句丽有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中国，而在唐朝灭亡后，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了另一个政权，沿袭了高句丽的称号，但二者并没有关系。隋炀帝时期，曾三征高句丽，每一次都在一百万以上，结果劳民伤财，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太宗晚年，以往的察纳雅言，善于纳谏没有很好的保持，也进行了三次东征，无功而返，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竟是出奇的相似。对高句丽的战争持续到高宗时期，终于得到了解决。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太宗也不例外，不过在大部分时期，政局还是延续了唐朝初年的太平局面。
祖宗开创的大好局面如何能稳定的繁荣持久下去是太宗必须考虑的问题，在27岁刚刚夺取帝位，他就立了李承乾为太子。并请魏征等名师用心教育太子，但是事与愿违，太子失德的报告源源不断的呈上来，贞观十七年夏天，太宗终于忍无可忍，废李承乾为庶人，在接班人的选择上，很中意四子魏王李泰。但是逐渐发现李泰的野心，失望透顶。后来，长孙无忌坚决要求立皇九子晋王李治，太宗曾对他说：“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奈何？”他想立自己的三子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说：“李治仁厚，是守成的最好人选。”长孙无忌代表了外戚集团的利益，太宗在这一点上也有些无可奈何，另外，他希望李治当太子后，兄弟相残的悲剧不用再一次上演，保全李恪和李泰。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七月十日，唐太宗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享年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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