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简称“晋”，位于中国华北，地处山黄河中游，华夏腹地，山川秀美，气候适宜，是中国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摇篮。北通幽燕西望黄河南临中原 ,东枕太行的优越地理位置。
一、华夏文明摇篮——山西在华夏文明起源史上的地位
母亲河九曲如龙，奔流向东。在其最大最急的转弯处，有一个叫“西侯度”的小山村。180万年前，这里的人们制造出中国最早的石器工具，燃起了中国第一堆文明之火。沧海桑田，生生不息。古人类艰难的行踪踏遍了太行和吕梁之间，不灭的篝火闪亮在汾水两岸。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遍布山西南北。涓涓细流，百川归海；星散古国，辐辏升华。塔儿山下，尘封4500年后重见天日的城市、宫殿、文字、铜器、“礼器”、观象台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昭示着我们的祖先跨进文明之门。最早的“中国”从这里出发，走向未来。远古时期的山西 4500万年前的垣曲“曙猿”，可能是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灵长类动物的共同祖先。从距今三四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称为旧石器时代。
山西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遗存300余处。不但数量居全国之首，而且构成了华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主体。探索人类文明的起源，山西占有重要的地位。
旧石器时代
早期：芮城西候度文化（180万年前）、芮城匼河文化（早于周口店北京猿人）
中期：襄汾丁村文化（16万-20万年前，人牙化石3枚，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黄种人特征）、阳高许家窑文化（绊兽索，猎马人）
晚期：朔州峙峪文化（弓箭、游牧部族的先驱）、沁水下川文化、蒲县薛关文化新时期时代仰韶文化（6、700年前，农业，陶器，母系）龙山文化（4,500年前，手工业、分工，父系）；
公元前2070年夏禹时代的传说故事，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等，展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雏形，表明山西南部确实是华夏民族和中国文明的直根。
夏商周断代工程
170万 元谋人 3万年山顶洞人 前7000河姆渡 前5000 半坡 前4000 大汶口
前3000炎帝 2070 夏 前1600商 前1064 周 前841共和元年
中国文明市5千年还是3千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 前3000炎帝之前是文化，之后是文明。前2070夏朝的出现有了国家产生了文明。公元前841年前，我国的历史事件是不完整的，特别是有相当年份的历史事件记载是空白，因此传统上不把这些历史记载作为可信的证据。20世纪末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理论意义：文化与文明的普遍性理解， 文化是各个民族彼此不同的东西，文明是各个民族越来越相似的东西，文化常常是固守不变的，对外来的文化有抗拒的，而文明是前进的、变化的，是殖民的和扩张的。文化和传统相关，文明和未来相关。文明在不断地跟文化发生冲突，它总是在用普遍规划，来瓦解特殊习惯。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二、夏商踪迹 ——崭露头角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山西南部古有“夏墟”之称，夏文化遗存，分布密集，灿若繁星。“东下冯遗址”的发现，清楚地表明晋南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
继夏而起的商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国家体制趋于完备，文明程度更高。山西南部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和完整城池，表明这里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夏商时期，山西中西部吕梁山一线属于各部族“方国”领域。这些方国与华夏民族长期交往，深受影响，文化丰富多彩而独具地域特色。时至今日，我们还无缘窥其全貌。但他们留在黄土地上时断时续的踪迹，却也清晰可辨。山西南部是《尚书•禹贡》九州中“冀州”之地，也是古文献中的“唐”、“大夏”、“夏墟”所在。这里发现夏文化遗存160余处，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著名。其文化内涵既与河南的王朝中心区域基本一致，又存在某些区别。在山西中部发现的“东太堡文化”以及白燕和游邀等遗址，既有典型夏文化的某些因素，又具浓厚的地方色彩，应是与夏王朝同时的“方国”遗存。山西南部处于商代 “王畿（jī）千里”的范围，与商王朝的中心区域比邻。相传商始祖契的母族“有娀（sōng）氏”，曾居永济；中宗祖乙曾迁都于“耿（gěng）”（今河津市境内）；傅说“筑傅岩(今平陆县境内)之野”，高宗武丁拔举为相。（英文待补）在垣曲县古城南关和夏县东下冯等地发现有商代前期城址。这些位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对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战略意义。平陆和长子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更可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当时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甲骨文多见记述。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其容器类多与南部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同，而小件器物剑、削、匕、刀等却风格迥异，带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是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彩一族。
三、晋国霸业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其子燮父改号为“晋”。其后励精图治，开疆拓土，逐渐强盛。周室东迁，文侯首功；践土会盟，文公称霸；其后纵横中原，九合诸侯，成就百年霸业。晋国鼎盛时期，地跨晋、豫、冀、鲁，疆域辽阔。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专权，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韩、赵、魏变法图强，称雄战国。晋国六百年伟业，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的基石。晋南是晋国的始封地和中心区域，遗存丰厚。“曲村—天马遗址”为晋国早期都城，“晋侯墓地”震动学界。“侯马晋国遗址”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铸铜遗址”和“侯马盟书”名扬中外。中部的“晋阳古城”则是晋国末期执掌政柄的赵简子的政治军事基地，后来成为赵国的初期都城，“赵卿大墓”气势恢宏，新人耳目，再现了晋阳崛起阶段的风采。
四、秦汉三国时代的山西
秦时期公元前 260年，发生了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被秦国打败。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不断增设到四十多郡。当时，山西境内有五郡：雁门郡（辖境有今山西的神池、五寨、右玉、朔州、宁武等县市及内蒙古自治区少部分）、代郡治所代（今河北省蔚县西北）、太原郡（治所晋阳）、上党都治所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河东郡治所临汾（今山西曲沃县北）。雁门、太原、河东、上党《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平阳和杨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西汉时期，白登之围，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的事件。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告捷，后来又乘胜追击，直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时值寒冬天气，天降大雪，刘邦不顾前哨探军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行贿，才得脱险。"白登之围 "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
东汉时期，匈奴对山西的侵犯与平息
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称雄300多年的匈奴奴隶制国家，在我国北方消亡。
广武汉墓群，中国汉代墓群。在山西省山阴县新旧广武村迤北的开阔地上。明清两代曾扼隘口建城，即今的新、旧广武城，墓群因此得名。秦至汉初，此地属雁门郡楼烦县。东汉时期雁门郡移治于今汉墓群北1公里处的阴馆古城处。由于这里是汉朝与匈奴长期争战之地，数百年间遗留下庞大的汉墓群。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雁北文物勘查团来此地调查，始以广武命名。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
曹魏时，山西境内的匈奴人分为五部：并州兹氏（在今汾阳〕为左部；祁（今祁县）为右部；蒲子（今隰县）为南部，新兴（今忻州）为北部；大陵（今文水）为中部，人数多达数十万。此外，还有羯族在武乡居住；鲜卑族拓跋部在代县和大同居住；氐、羌在陕、甘居住，历史上称为“五胡”。
建安十年（206年）曹操署社稷为河东太守，建安十二年署梁习为并州刺史。河东、并州全境为曹操控制。两晋十六国时期政权的更迭的山西。“五胡并在”刘渊起兵 刘琨（西晋并州刺史）抗胡。
平阳时代，匈奴刘渊汉政权 。
平城时代，鲜卑族北魏，都城在平城 冯太后的改革、孝文帝的改革。
代表的建筑云冈石窟 、方山永固陵 、明堂群雍遗址 、司马金龙墓。 徐显秀墓 天龙山石窟。
别都晋阳：西魏长安 宇文氏 。 东魏 邺 尔朱氏。东魏，晋阳， 高欢 。 北齐， 邺， 高洋。
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王圭）建立了北魏，在平城（今大同）建都。北魏逐步成为北方的大国，结束了连年战乱的封建割据局面，形成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的实权落在大将高欢的手中。高欢的儿子高洋于公元 550年取代东魏，建立北齐，称文宣帝。高氏父子以晋阳为别都，晋祠天龙山一带的遗址，就是高欢、高洋父子建立的。长期战乱，为佛教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北魏时寺院有三万所，和尚尼姑多达 200万。云岗石窟在这一时期（公元453年——495年）修凿成功。交城的玄中寺也于公元 472年开始创建，成为昙鸾大师所创佛教净土宗的诞生地。
六、盛唐气象——隋唐及五代时期山西的政治军事文化地位
隋朝建立以后，天下设总管府。在山西设总管府的有并、代、隰、朔四个州，而以并州为首。为了防御北方强大的突厥国的侵扰，隋文帝派他的儿子杨广率领军队驻守在晋阳。这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河东地区既有盐池，又产粮食，经济相当繁荣。
隋末天下纷乱，群雄竞起。任隋朝河东道抚慰大使和太原留守职务的李渊，在他的儿子李世民（即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等策划下，率三万兵力，从太原起兵反隋。他们渡过黄河，进军关中，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在公元 618年建立唐朝，重新统一中国。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弊政、巩固政权，从公元 627年开始。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兴旺景象。这时，国家的版图广大，社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山西的经济发展曾经居于全国的前列。那时，全国共有18个盐池，河东就占了五个，一个产盐万斛，供应京师，被柳宗元称为“国之大宝”。唐王朝对山西十分重视，认为这里是“龙兴”之地，于是把晋阳城定为北都，在这里广积军粮、兵器和甲胄，又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城池，现在晋祠还存有唐太宗亲笔写的《晋祠铭》，李世民死后，唐高宗李治继承帝位，他的皇后就是以后改国号为周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以太原狄村的狄仁杰为宰相，也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政治家。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那时已经是寺庙林立、雕塑精美、名扬全国的佛教圣地。
七、五代 、辽、宋、夏、金时期的山西
当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时，沙陀贵族李克用任河东节度使，被封为晋王。他一直和后梁对对立，公元 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从晋阳起兵，推翻了后梁，建立后唐，年号同光。后唐政权只存在了十三年就被石敬瑭灭亡。石敬瑭原来是李克用的部将，在北方契丹的支持下，于公元 936年称帝，历史上叫做后晋。石敬瑭的部将刘知远又于公元 947年在太原称帝，以后迁都开封，历史上叫做后汉，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华北和中原前后经历了五个王朝，历史上称“五代”。这五个王朝，除了最前的后梁和最后的后周外，李存勖、石敬瑭和刘知远所建立的三个王朝，都是以山西为依托，掌握了军事、经济实力以后取得政权的。
和五代同时，在中原以外的地区，陆续出现了十个地方性的政权，历史上称之为“十国”。这十个封建割据的小王国，有九个在南方；只有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所建的北汉是在雁门关以南、韩侯岭以北的山西北、中部（再加上陕西神木一带一小片地区）。现在，晋祠天龙山还有“刘氏园寝”，就是刘崇家族的陵墓区。
公元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灭掉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建立北宋。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军事计划。刘崇依靠着北方的契丹，和北宋王朝相对抗。宋兵三攻“北汉”，都因为北汉有契丹军的援助而失败。直到公元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又率领大军出击北汉，北汉主刘继元才开城投降宋朝，北汉将领杨业也奉命向宋王朝投降。高欢父子、李渊父子、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和刘崇兄弟。都靠着晋阳这个地方争夺天下当了皇帝，所以当时传说晋阳城是“龙城”，太原东北的系舟山是“龙角”。所以，宋朝军队在攻占晋阳以后，把千古闻名的晋阳城放火烧毁，又把系舟山头铲平。公元 982年，宋王朝派大将潘美在唐明村（今太原市唐明饭店北）重建新城，这就是现在太原城的开始。为了钉破“龙脉”，在修城时只建丁字街，不修十字路。现在看来，这是很荒谬的迷信做法，但在宋王朝来讲，为了钉死太原，不再出现和它分庭抗礼的人物，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北宋初期，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山西再度出现了繁荣景象。太原产的铜镜和剪刀远销各地，遐迩闻名。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司马光等一批有名的历史人物。
南宋以后，战乱不止，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山西因有太行山为屏障，受战火摧残比其他地方相对较少。经济文化还比较发达。金代的时候，全国共设十个考区，山西就占了三个。金代雕版印刷的中心就设在平阳（临汾），金版藏经就是在平阳开雕印刷的。所刻的《四美人图》、《关羽图像》，绘画精美。形象逼真，开创了人物版画的先河，是中国版画的一大转折。在宋、辽和宋、金对峙时期，佛教又得到广泛传播，大同的华严寺就是辽代佛教宗派华严宗盛行的产物，应县的木塔也是在辽代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修建的。
八、元、明、清时期的山西
公元1271年忽必烈（元世祖）建立元朝，把山东和山西作为“腹里”之地，派驻大量的蒙古军加以统治。这时，华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技术都有相当发展。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元朝钦差大臣马可·波罗（1254——1324）在他所写的《游记》中，对山西作出如下描述：“太原府工商颇盛，产葡萄酒及丝，有商人到印度通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著名的芮城永乐宫的壁画，就是由元朝朝廷所信任的新道教全真派首领丘处机修建的，修建在所谓“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的家乡。这座道教宫观，是元代艺术的宝藏。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的元代戏剧壁画也是这一期间所绘。
元曲四大家中的山西人；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其数当大都之五分之二。则元初除大都外，此外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之多也”。
朱元璋封他的三个儿子为藩王，进驻山西：朱（木冈）为晋王，驻在太原；朱桂为代王，驻在大同；朱模为沈王，驻在潞安，时刻防备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这几个藩王都拥有重兵，并重新修整、加固旧长城和太原城，以此来巩固边防。
明代洪武年间设山西行中书省于太原，洪武九年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统管五府三州。洪武年间，曾迁山右泽潞之民往河北，迁山西之民往安徽、江淮、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永乐年间，又把山西中部、西南、东南之民迁往北平。据说移民搬迁前，曾经在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集中，所以至今在各省人民中仍流传着：“若问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谚。
清王朝把长城以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划入山西省内，共设9府、16州、108个县。当时，山西的商业与金融业十分活跃。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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