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程美宝/著，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

说起来，这也是一段书缘。在程老师的一次课上，他无意中提起了历史系的程美宝教授，说是一位学问很好的女教授，长相很年轻，像女学生一样。也许是出于对女教授、女博士的崇拜，我竟产生了兴趣，跑到历史系主页去查看这位看起来像学生的女教授，惊喜地发现她居然是研究广东历史文化的。

接着便是到图书馆借出了《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一书，在图书馆匆匆浏览了一下目录，越翻越惊喜，感到这本书即将解答我积累了很久的关于“广东文化”的疑惑。

一

先说一下作者其人，是一位妥妥的学霸，1990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学士学位；博硕士皆在英国牛津大学，1996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完成的，据其在该书后记中自言：“我的博士论文原来用英文写成，写作时主要以英文学界为对象，故在内容的细节、体例和行文习惯上，均与现在这本用中文出版的小书有较大的差别，但全书的基本视角和主要论点，都是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时形成的。”

看到这里就更觉汗颜了。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这本书的水平绝对是一流的，其中可以看到的是作者渊博的文史积累、缜密的逻辑思维、宽广的学术视野，其擅长以小见大，从看似平常的现象中，一层一层剖析其中的深层次文化。

这本书是围绕“广东文化”，从“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中来看地域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先说一下最后作者得出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结论：

在中国，地方文化的存在，绝对不会对国家文化造成威胁……中国文化定义本身所具有的弹性，足以包容为统治者或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地方或民族特色。在中国，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就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广东文化”之谓,其实是“中国文化在广东”之意,一针见血地让我们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一体两面。如果“地方主义”有与中央分离之意,那么,“地方主义”绝对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地方文化观的主导思想。（P314）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思考的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关于整个中华民族，我们能说出很多代表这个民族特色的词。但是我们走在广脉的中华大地上，又时常能够感受到各种地域文化，如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湘西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有着鲜明的个体特色。但是，你如果说哪一种文化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显然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单独代表“中国文化”，但似乎每一地都是极具代表性，你不能不说它又确实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我想这就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二

作者先是从地域、方言、地方文字、学术文化、民俗文化、地方志的编修等方面一一论述“广东文化”的形成，但在每一个点上，我们又分明看到了一朵朵只属于广府大地的花朵最终逐渐融入中华大地上。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集权制度下，文人学者追求自身价值的方式是走向权力的最高处，他们一旦在地方上取得一些成就后，便会想着将其面向全国推而广之，在国家文化的高度下来彰显其价值。作者写到：

“土大夫”或“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地方文化的定义,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标榜,往往不是表彰地方文化本身,而是要显示地方文化如何代表他们的水平,如何体现国家文化。笔者也试图进一步论证,中国国家、省籍和族群身份的表述,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有意识的表述,并且越趋标准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标准化的趋势,是因为建构这套表述的文人,不管属于哪一个地方,不论出自哪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自身和对中国的观感,都大同小异。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中国文化的框框里,表述自己的地方认同。（P19）

再如粤语，我来到广东之后才意识到，“粤语”不是简单地被当作一种地方方言，它是有一套成熟的书写系统的，这是一般方言都没有的。然而在国家文化的认同下，它始终作为从属地位。“粤语借靠汉字‘书写’出来的传统，已存在了至少好几个世纪，但中国读书人由于过去的天下观念和后来的国家观念，并没有让它发展成一套全面的‘文体’，使它始终处于一从属地位。”（P112）像现如今的官话，也就是普通话，不也是围绕着政治中心而确定下来的一套语言系统吗，这其实就是国家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

三

说到“国家”和“天下”的关系，似乎从前很少去思考这其中的区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在这本书里很大程度上也扩展和重组了我的认知。简单来说，国家只指某个朝代而言，如明朝被清取代之后，明朝人士经历的是亡国之痛。以前看电视剧里那些改朝换代的情节，我也有过一些想法，不就是换了个人当皇帝吗？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片地，至于那样的激进吗？但对于明朝人士来说，只有明朝才是他们的国家。那么什么是“天下”呢？明朝被清朝所取代，这是改朝换代，但中华民族还在。但如若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民族不在了，那就是“亡天下”了。“天下”指代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价值。书中所引的余英时的论述非常好：

“天下”在这里是指整个中国文化而言的，所以“保天下”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而“国”则仅是指朝代，所以“保国”属于在其位的君与臣的事。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亡天下”是整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丧失，“亡国”不过是一个政权的崩溃而已。（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载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第21页）

这两个词的认知，其实是很能体现一个人历史观、知识观的视野。而我自己，一向认为是历史观比较狭隘的，思想也常常比较局限，很少主动去思考这样细小却又内涵宏大的问题。突然间读到这样的一段，顿觉豁然开朗。

四

我尤其关注书中提到的有关书籍文化传播的内容，其中谈到地方文化藉由书籍的印行而传播时，谈到了一些民间小书的传播，往往是一类印刷比较劣质但又记载着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等。这样的一类文献现在也愈发受到文史研究者的重视，作者写到：

我们可以估计,这些出版物的读者对象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我们也可以估计,由于这类书籍质量低劣,公共图书馆大多不予收藏,私人藏书家也往往不屑,因此目前传世者已经不多,当时在民间流传的品种和数目一定远比我们今天仍能眼见之数多。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往往以化名出现,出版时地不详,我们很难像利用官方或士大夫写作的文献一样,对它们做出系统的著录和考订,但它们却是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地方文化观的表述的重要线索。皇帝、天下、地方荣耀等观念,往往通过这些以方言撰写,以本地读者为对象的文献,再通过那些粗通文字的平民百姓的口头转述,在广大百姓中传播。我们也不应忽略口述传统和书写传统之间复杂的互动,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和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实际上共享着个十分类似的文化认同的议程。在文化认同这个间题上,用以划分“精英”和“平民”的“阶级”或“阶层”理论,就似乎不是十分有效的分析工具了。（P65）

其实，文化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献的传播。尽管不同阶层，所接触到的文本的类型、层次不一样，但是同样的文化底蕴，藉由文献，以不同的内容方式和途径进行着传播。在非官方的文献系统中，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可能表现得更为真实，这也是这些文献流传于世的意义。

五

书中专辟一章对于学海堂进行了较多研究，也是我感兴趣的一个内容。学海堂是晚清时期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创办。学海堂的创办，奠定了广州作为南方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此后，广东文化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以学海堂为中心的人和事。表面来看，学海堂大兴文化之事，繁荣了广东的文化事业，但作者犀利地看到其政治中心的内核。“学海堂实际上是晚清广东的政治中心。谁被委任为学海堂学长,其学术取向和成就固然是重要条件,但其政治立场和在地方上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全国所认同的学术标准固然是决定谁足以为广东文化的发言人的基础,但广东的内部政治,对于如何定义当代和以后的广东文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P180）

所以，广东一地的文化氛围是有其独特历史渊源的，这个地方受到海外以及周边多区域的影响，文化呈现多元性，相比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其开放性更强。而此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活跃，研究该地的文化，始终离不开政治、经济的辐射力。

2019年2月2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