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作为一个商帮，出现于明清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十大商帮”，其中以粤商、晋商与徽商为佼佼者。晋商在公司治理制度创新及金融业拓展上有着骄人的成绩，清代的票号、钱庄业几乎都控制在山西商人手里，晋商创立的职业经理人制也使得山西票号的管理相当接近于现代公司；徽商则在保留传统价值观、维系乡村治理秩序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粤商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商业贡献就是率先将商业触角伸入茫茫南海，与外蕃诸国展开海外贸易。
今人说到粤商的海外贸易史，总会提到清代广州的“十三行”。但实际上，广东商人开拓海上贸易之路的时间起点，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说的便是，广州商人早在二千年前便与海外蕃国开展珍珠、犀角等宝货贸易。
到宋代时，广州港已经成为全国最繁华的港口，海外贸易达至鼎盛状态。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印度支那古国）、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苏门答腊）、闍婆（爪哇），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宋代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
广州港的繁荣，当然得益于广州的优越地理及深厚的商业传统，也得益宋王朝的开放格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重视海外贸易的王朝，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外贸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其中广州市舶司是宋王朝最早设立的，在很长的时间内，广州港的贸易总额与税收也居于全国前列，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认为，广州市舶司所征收的税额，占全国外贸税的十分之九以上。“故唐与北宋之互市，均以广州为第一。”直到南宋时，广州港才被福建的泉州港超过。
在宋朝，广州商人从广州市舶司领到“公凭”之后，从广州港起航，将他们的商船驶入南海，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 ，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最远者达到非洲东海岸。宋朝拥有遥遥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此外，指南针技术也已经广泛应用于航海，宋朝商人开辟漫长的航线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艘从广州港出发的大宋商船，小者有一百多名海商与船员，大者有数百、上千人。他们有明确的分工，由巨商充任“纲首”（即船长），下面设有副纲首（大副）、直库、杂事、部领、梢工、舵工、火长、碇手、缆工，等等。每个海商可租用一块面积不等的船舱，“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也有一部分经营舶货的大海商自己不用出海，而是雇人出洋贸易。广东海商携带出洋的货物，多是广东出产或从其他城市运来的瓷器、茶叶、丝绸等手工业制品。待商船到达诸蕃国之后，又跟蕃商换成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返回中国贸易。
2007年从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可以印证宋代海外贸易与航海业之发达。这艘很可能从广州港出发、开往东南亚或中东的南宋商船，长有30多米，宽近10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近800吨。船上装满瓷器、金银器和铜钱。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故，商船行驶到南海时突然沉没了。遥想八百年前，无数艘这样的巨大商船，就从广州港扬帆出发，带着大宋商人的商业梦想，驶入茫茫南洋……
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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