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6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随着各自的国歌依次升起，等到大清国的黄龙旗升起时，现场却是一片寂静——偌大个中国，竟然连自己的国歌都没有。
正当人们惊诧之余，一位年已七旬的中国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黄龙旗下，用尽全身力气高唱起他家乡的民间小调《茉莉花》，苍老的声音，孤独的背影，却捍卫起一个民族最后的一点尊严，因此，他得到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
这位步履蹒跚的中国老人，就是被爱国青年骂了一百多年的卖国贼--李鸿章。
李鸿章坐像
作为晚清的一代重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他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
李鸿章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第二个他对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提出来一个治国方略。
他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而这个看法则被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蒋廷黻
在近代中国，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无疑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卖国贼”，中国近代史上屡次大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几乎全部出自李鸿章之手，当时许多国人更是恨不得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但这样的罪责，对于李鸿章而言未免太过沉重。
李鸿章自幼聪慧，学问广博，20岁入选优贡，24岁中进士，后来又拜在曾国藩门下，并最终成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曾国藩
研修学问，他心诚神明；平定叛乱，他居功至伟；投身洋务，他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再后来，他成为西方列强唯一认可的晚清外交家，并在斗争中赢得了“东方俾斯麦”的称谓。
铁血宰相脾斯麦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其后，因平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而从此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实际掌权人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理由则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于是，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出访莫斯科。
但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思想自然少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镇压农民起义时的残暴，抗法战争中的软弱表现，以及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注定要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则是《辛丑条约》。
而《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1979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这让李鸿章非常紧张，李鸿章的一个基本观念也随之改变。在这之前，李鸿章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可以团结起来。
当时，李鸿章的基本外交思想就是联合东洋对抗西洋，所以李鸿章曾在满朝大臣都反对的情况下，于1872年一个人，坚持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个平等条约。
但是后来他发现，日本居然要侵占台湾、吃掉琉球。这使得李鸿章发现日本野心太大，所以他才开始感觉到西洋是手足之患，而则日本是心腹之患，日本20年以后必有亡我之心。
李鸿章在70年代产生了这个思想之后，他就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海防的建设。李鸿章所指的海防概括面很宽，不仅有海军，而且还有沿海炮台防御体系建设，有机器制造，还有人才的培养，通通都在这个海防的题目下。实际上这个“海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大题目。
李鸿章为此专门给朝廷写了《筹办海防折》，这个折子上报中央以后，清政府当时不置可否。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讨论半天，也不知道是否应予批准，因此上呈慈禧，慈禧也无法决断，最后决定发六部和各地督抚大员讨论，一年之内上报意见。
一年以后，这些官僚各种花样的意见都有，但是莫衷一是，在海防的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多说话。包括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他在奏章中说，“海防故不可轻语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两边都不得罪。
醇亲王奕譞
从此事清政府内部反应表现就可对比看出，李鸿章当时改革的魄力有多大，眼界有多高。
在这一过程中，1875年左宗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奏折，主张要先重视塞防，而这个事件就是中学历史课本上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一句“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使得清政府上层偏向了左宗棠，而左宗棠则不负众望，以抬棺西征的决心，加之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终收复了新疆，保住了中国陆地六分之一国土，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受人吹捧的民族英雄。
抬棺西征
塞防是没问题了，但是，海防呢？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界限分明的“海防派”或者“塞防派”。参与此次争论的朝廷重臣，并无人提出放弃海防或者塞防的建议，其所争论的焦点则是，在目前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应以何者为先。
左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是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
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
至于李鸿章所谓海防危机重于西部边疆危机的观点，左也作了截然相反的论述，左上奏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即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左也不负众望，成功收复了新疆，后世也因此多誉左宗棠而极贬李鸿章。
左宗棠
但在左宗棠的光荣背后，还有李鸿章的福建马尾水师和北洋水师先后全军覆没的耻辱，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体现在数字层面，则是：1875—1884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费为8000万两；1875—1894年的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为4200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军建设，约1000万两被清廷挪作它用。
日军侵台将中国千里海岸线无海防的现实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参与1875年海防讨论的清廷重臣基本上都意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譬如总理衙门核心成员大学士文祥，即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把对日防卫看作目下的当务之急，文祥说：
“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
瓜尔佳·文祥坐像
文祥的观点，正是1875年“海防论者”们认识上的吊诡之处——文祥担忧日本为中国外患，但同时又否定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认为正是维新的失败，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流亡中土，导致明末倭乱情状再现。
文祥的这种看法不是特例。
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日本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信函里，丁称“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败之举，“为识者所窃笑也”。
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国君比作赵武灵王，称其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刘坤一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诸重臣当中，惟有李鸿章的看法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文祥上奏之后，李随即也上奏一封，修正了文祥奏折中的谬误。李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最后，李鸿章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1894年的甲午之战，无疑给了投身洋务的李鸿章致命一击，由于统治者的傲慢自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败于一个弹丸小国，朝廷顾不得颜面，急派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
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谈判的过程可想而知，他忍着被刺客袭击的伤痛，承受着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同蛮横的日本侵略者据理力争。不过，弱国无外交，结果就是《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又被加了顶卖国贼的帽子。
爱国将领邓世昌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旨到日本议和时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险些命丧东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自然成了被抨击的中心，一时之间，李鸿章的先祖被世人们问候了个遍。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时费尽心力，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则态度强硬，极尽羞辱之能事。在条约缔结前最后一次谈判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没有想到阁下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 随后愤然离去。李鸿章登船回国，发誓终生不再踏上日本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美国时途经日本，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最终没在日本上岸。
伊藤博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被“罚俸一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旨:“李鸿章、敬信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被罢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
1896年5月，贝塔·克虏伯随父亲应邀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她在日记里写道：“俄国的司仪每念到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代表就出来，并奏这个国家的国歌。”清国没有国歌，念到清国的时候，一个老头推着一个老头出来。司仪宣布奏国歌，场地上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动静，所有目光都投向了轮椅上的老头。随即，场地上又变得吵吵闹闹——大家在嘲笑清国竟然没有自己的国歌。老头的脸从白到灰、从灰到红、从红到紫……”
沙皇尼古拉二世
没想到这个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各国使节注视之下，轮椅上的老头豁然站起，清了清嗓子，用他沙哑的嗓子发出一种声音出来——高亢、苍凉又很悠扬！全场立即一片寂静。当老人唱完后，全场掌声不断。
这时候，小女孩贝塔·克虏伯也很激动，她日记原文是这样写的：她觉得这个老人“太可爱了、太好了、太伟大了！”并说她自己“眼帘挂着两行热泪，觉得这位老人太棒了！”后来，她爸爸告诉她，这是清国的最高官员，他叫李鸿章，唱的是他自己家乡的庐剧。
李鸿章一行在欧洲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等国后，于1896年8月末抵达美国。在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克利夫兰照例先唱他们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这一次，李鸿章不紧张了，他用到了一首内容颇有豪气的唐诗，作者叫王建：“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
这是最早关于国歌歌词的文字记载，诗的内容也很有王者之气，可李鸿章当时唱出来的调子，依旧是他家乡的“倒七戏”——安徽庐剧。这首歌后来配上古乐，经常作为国歌使用，由于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的，因此被称为“李中堂乐”。
9月14日，李鸿章一行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到达日本横滨时，需要换乘招商局的“广利”号轮船，而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曾发誓“终身不履日地”李鸿章，不愿登岸换乘轮船，只好用小船摆渡。
可那艘摆渡的小船也是日本船，李鸿章说什么也不肯，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3岁的李鸿章，硬是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从两艘轮船间高高悬空的木板上，步履蹒跚地挪了过去。宁愿冒着坠海的危险在两船之间搭上木板登上另一艘船也不愿踏上日本的土地，此情此景，就连船上的美国船员也为之动容。
由于中国已无力抵抗列强入侵，有些人便想到了“以夷制夷”，为此，李鸿章在自己73岁高龄之际，拖着花白的大辫子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在俄国，他本着“联俄拒日”的思想与俄亲善；在英国，他详细考察英国的军队建设；在美国，他重点了解了当地的科技文化发展。
在他看来，只要利用好列强之间的互相掣肘，中国就有发展的机会，但他机关算尽，到头来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侵略者们是不可能对一个弱小的国家讲什么仁义道德的。八国联军侵华再次向国人证明了一个道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每一次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总会是李鸿章，他为腐朽的清政府背上了所有的罪责，换来的却是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一致声讨，“叛国者秦桧，卖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终其一生都在替清朝卖命，甚至在他临死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此时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只剩下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的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便大书四字--“伤心之地”。
吴汝纶
扪心自问，处在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朝廷无实力也无决心与敌人作战，而面对拥有最先进军事实力而且狼狈为奸的西方列强。他作为统治者的一颗棋子，除了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又能做些什么呢？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似乎能让委屈的李鸿章稍稍宽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李鸿章没有得到大多数国人的认可，却赢得了许多西方外交家的肯定与尊重，在和他打过交道的西方外交官看来，“李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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