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进退的，儒家和道家各有其进退之道。儒家基本上是主张有为的，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又秉承中庸之道。道家则主张无为而为，功成身退。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路一向志于报国，且善政事。卫国内乱，子路临危不惧，最后竟被砍成肉泥，但“君子死，冠不免”。为了国家，子路可以勇往直前，舍生取义。
孔子不赞成子路的鲁莽，曾说子路“不得其死”，不幸言中。
孔子的进退主张是以有道无道为条件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谷，代指俸禄，就是说碰到有道之君，士人就应该积极进取，获取名利，但如果在无道昏君底下高官厚禄，则为士人所不齿。
孔子又是非常讲究进退策略的，他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他也是赞同退而隐的。
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则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而道家多崇尚清静无为，但乱世之秋，成就功名伟业的，却往往是道家人士，如姜子牙，范蠡、张良、徐懋功、苗光义和刘基等。
春秋楚国隐士长沮、桀溺耦而耕，孔丘子路过而问津。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却要彻底得多，有诗为证，“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所谓无人问津，就是如此吧。
历史上有三个垂钓的故事，大概很能说明进退之道。
庄子钓于濮水，宁愿曳尾于涂，不愿效力楚国。那是因为庄子崇尚自然，清静而无为，他是真钓鱼鳖，却又无意于鱼鳖。这又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张志和的名作《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号玄真子，婺州人氏，弃官抛家，过着如此神仙般的生活。可惜得意忘形，醉酒溺水而逝，时年42岁。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几乎人人知晓。“太公涓钓于隐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鲁连闻之，往而观其钓焉。太公涓跪石隐崖，不饵而钓，仰咏俛吟，及暮而释竿。”最后终于钓到了西伯侯姬昌，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成就一代伟业，自己被封于齐地，到齐桓公手上，乃成春秋首霸。
姜太公是钓人。但他没有像后世毛遂那样自荐于朝堂，犹如钩是直钩，不愿曲中求，偏要直中取。
严子陵就有些特别，大热天反穿羊裘，垂钓于桐庐江畔。此等异闻传到老同学刘秀耳中，派人三请至京都洛阳，见到刘秀以后，也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甚至睡觉的时候把脚搁到当今皇上的肚子上。刘秀授他谏议大夫之职，严终不受。
后世有盛赞严子陵不攀龙附凤的高风亮节的，如范仲淹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刘伯温则不赞同严子陵的做派，“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王世贞更是讽刺他沽名钓誉。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刘秀朝廷为了树立皇上的尚贤明君形象，而故意编造的这个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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