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头油画：吕刚
最为恐怖的极端的痛苦总是由单个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来承受的——让我们为此感谢仁慈的上帝吧！
爱伦·坡：《提前埋葬》
“你家路边有一口老坟，靠你家很近很近，里面到底埋的是谁？”
总编大人，我打开录音笔，飘忽忽第一句就传出这句瘆人的话，是我问的。
这次充分利用长假，假私济公，加班加点作了次深度采风。现在继续加班加点，把录音整理出来。
“小溪口”不是一条溪，是我们老家安吉的一个村名儿。以前翻过县志，说唐末就有这个地名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年到头最常做的是三件事儿，吃饭，干活，性交。
“遗事”有点儿林琴南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意思，但他那个是小说，我这个只是采访梗概，是纪实，甚至连文学都算不上。
不是没想过根据这次采访，挑精捡瘦，给你搞一篇惊心动魄的小说出来。顺着第一句话摸下去，也许能摸出一个悬疑故事，一个恐怖故事，或者一个哀感顽艳的故事。回来一路，满脑子纠缠，酝酿过十个以上不同的开头，琢磨过十种以上不同的技巧，没一个进行得下去。摸了一天，一手冷汗。索性消停下来，一边听录音，一边老老实实如实记录。记录涉及的人物有十来个。叙述者只有一个，就是我采访的赵胜君。我的话只是采访中的引导，所以基本忽略不计。但是我会根据小脑里残存的记忆，对赵胜君的叙述时不时做点补充，因为在离开老家之前，我认识赵胜君，那会儿他大概十一二岁，就住我邻村儿，隔一条小河。整个采访，叙述内容归纳起来只有一个词：死亡。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死亡的小说。但是汶川事件和这次的玉树事件，我都没去采访。我想写的是纯粹的死亡，起点是死亡，过程是死亡，结局是死亡，意义也是死亡本身。或者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死亡，任何其他的意义都很难说有什么意义。你会发现，这篇采访记录里，每个人的故事，拆开来，兴许都可以演绎成一篇很好的小说，跟爱伦·坡叫劲儿，但是拼凑起来，除了死亡，兴许什么都不是。你可以叫它“死亡素材”。我负责提供原材料，你负责另请他人五马分尸，胡编乱造。你还会发现，真就有那么一种家庭，从人丁兴旺到逐一消失，没有灾难，没有人祸，只有硬邦邦的死亡。我在想，死亡可能的真实面之一就是，不是所有的死亡都那么惊天动地。严格说来，相对于生命，一切的死亡都是必然的，相对于活着，一切的死亡又都是冤枉的。
赵胜君是这一家目前唯一活下来的人，活着接受我的采访。
为了让你下面读起来方便一点儿，也为了让我的记录看起来更像《红楼梦》，先把叙述中涉及的人物关系梳理一下，称呼采用赵胜君的叫法。既然不写小说，也就不需要任何悬念，所以人物的死亡原因我也标注在后面：
爷爷（赵发，死亡原因：脑震荡）——奶奶（朱翠凤，死亡原因：癌症）
大姑（赵腊梅，死亡原因：鱼刺）——妈妈（赵春娣，死亡原因：农药）——三姑（赵春梅，死亡原因：癌症）——么姑（赵冬梅，死亡原因：溺水）
爸爸（赵小冬——凑巧也姓赵，死亡原因：爆炸）
妹妹（赵胜燕，死亡原因：溺水）——我（赵胜君）
“坟里埋的是我大姑。我没见过她，她也没见过我。她死的时候只有三岁。从我能听懂人话开始，从没听家里人提起过她，所以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武则天在我脑袋里还能有个大致轮廓，大姑对于我连轮廓都谈不上，没有任何记忆。外面偶尔有人说，她是吃饭时给一根鱼刺卡死的，我至今不太相信。三岁的人照理很会吃鱼了，我也吃鱼，我也被鱼刺卡住过喉咙眼儿，扒拉一口饭，鱼刺就下去了，再不行喝口醋就好了。鱼刺能卡死人，那根鱼刺该有多大。
“我知道大姑叫腊梅。以前每年清明我们都给她上坟，每次上坟都要添一层新土，加一块坟帽，好像给人穿一件新衣，戴一顶帽子。我第一次给大姑上坟的时候，那口坟一定没现在这么大。”
我比赵胜君大十来岁，印象比他真切。我离开老家前第一次注意到那口坟，体积的确没现在这么大，退两步，使点劲儿，像我这么个小孩儿能飞过去。现在飞不了了，坟堆又高又胖，大得能装下大人，不说，没人知道埋的是三岁小女孩儿。坟堆一大就可怕，不但不敢乱飞，看也不敢多看，明知世上没有鬼，明知里面躺着的是个活着都不一定打得过你的死人，还是怕。
“后来清明要上的坟多了，大姑的坟就慢慢不那么正经地上了，茅草在上面长了又死，死了又长，你现在看到的全是旧土，没有新衣。因为就在家门口，顺便也给大姑插盏灯，竖三根竹棒，撑一圈白纸，中间点一根蜡烛，大姑坟前就亮起来。灯亮到半夜，风吹着，雨淋着，纸就破了，火就灭了。再要注意起大姑，就得等明年。我不记得总共给大姑插过几盏灯。不管几盏，大姑在我脑袋里还是没有任何轮廓，我还是不知道大姑到底怎么死的。我对死没有概念。
“我第一次认识死亡，是因为看到死人的脸，我幺姑冬梅的脸。她那年十五岁，我六七岁。应该是七岁，因为我已经读书了。放学回来，走在很远的山岗上，就听到我家这边闹哄哄，有人大叫，有人大哭，仿佛吵群架。我赶紧跑，跑到家门口，看到密密麻麻的人里面，大叫的人是我奶奶、我三姑，大哭的人是我妈，但是我听不清她们在叫什么、哭什么。我妈一见我，就哭上来，抽抽噎噎跟我说，君君，你幺姑淹死啦，淹死啦。
“我幺姑是在从上海回来的江里淹死的。开船的是我奶奶的弟弟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叔，上海人。表叔说，幺姑吵着闹着跟他的货船去上海玩。玩了一趟，回船那天，临近黄昏，表叔和船上其他几个人打麻将，幺姑做饭。船在开，幺姑提个塑料水桶到船尾打水，然后就再没进舱。等他们发现幺姑确实不在船上了，船已经开出半个钟头。他们跑到船尾看，船尾只有白花花的水印，拖得很长很长。他们跑到船舱喊，船舱只有冷嗖嗖的北风，吹在脸上像正反抽你大嘴巴。
“寻找打捞幺姑花了整一个晚上，据说请了五条货船帮忙。第二天下午运到我家。
“他们挨我家搭了个临时的凉棚，放我幺姑。我妈跟我哭过之后，我就走过去看幺姑。幺姑身上盖着毛毯，趟在一块门板上，门板搁在一只请客吃饭的圆桌上。我能从侧面看到幺姑的脸，但是看不太清晰，那张脸煞白煞白，白得晃眼。我从没见过那么白的人脸，几乎认不出那就是我幺姑，早晨陪我走到学校门口然后自己再走回去的幺姑。我今年二十二岁，比我幺姑还大。假如活到现在，幺姑的小孩儿也应该上学了。其实她死的时候，自己就是个小孩儿。我跟幺姑爱吃自己烘的番薯。我们把番薯埋在施肥用的熏土粪里烘，烘熟了，热乎乎地掰开，幺姑每次都跟我抢着吃。那天以后，再没人跟我抢烘番薯了。我现在跟你讲幺姑的事，脑子里只出现两样东西，一样是烘番薯，一样就是幺姑那张白得晃眼的脸。我记不清楚幺姑本来的脸。”
冬梅的尸体运回来那天，我也见了。邻村几乎所有听说的人都跑去看。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的脸，第一次看到真实的死亡，比看到自己亲人的死还早了好几年。但是跟赵胜君说法不一样的是，我清楚地记得，我看到的冬梅的脸是紫色的，紫得发黑，我从没见过那么紫的人脸。人死了就不说话了，但活人爱趁热聊，聊她过去的好，聊她过去的坏，聊她过去的莫名其妙。我还清楚地记得，赵胜君的爷爷赵发，也就是赵冬梅的爸爸，猛抽着香烟对人说，预兆啊，预兆啊，我在山上种松树，挖了个坑，小冬梅一脚跳进去，一屁股坐下去，前后左右看了看，高兴地说，这坑给我睡着正正好好，不大不小。预兆啊。
我胡乱读过不少奇门遁甲的书，有讲看相的，有讲扶乩的，有讲风水的，我都能看懂一些，但是从没读过讲预兆的书。我不知道世上究竟有没有预兆这么回事儿。如果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判断那是个预兆。也许预兆就跟你的命一样，知道后面怎么回事儿，后面就不好玩儿了。
“一个人不记得幺姑的脸没什么，但是不记得妈妈的脸，你是不是觉得不正常？
“幺姑死了不到一年，我妈就死了。十几年过去，我现在真不记得我妈的脸。我使劲想，还是不记得。不全是时间原因，也许我从来都没有好好注意过我妈的脸。我妈有没有好好看过我，我不清楚。我妈从来不骂我，不打我，不烦我，但是也不管我。她只管做饭，做活，生孩子。我想，我妈对我做过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不小心生下了我，还有我妹妹燕子。我对我妈做过的不知道要紧不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得叫她妈。不过我偶尔才叫。我大部分时间跟我爷爷、我奶奶睡在一起，跟我幺姑玩在一起，跟我爸走在一起。我没有恨过我妈，我几乎不记得她的一切。我唯一记得的是，她话很少，能整整一天不说一句话。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我甚至认为她是不是有些呆。可是一个呆的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为什么跟我爸（还是我爷爷？）吵了几句就喝农药？他们说发现得晚了，我妈死的时候很难受，在地上打滚，身子疼得蜷成一团，像一只啄了老鼠药的母鸡。她叫他们再灌她些农药，好死得快点，他们不肯。于是我妈很快就这样疼死了，根本没来得及送医院。我妈下葬那天，很多人都哭了。我想我也哭了。”
我不得不再次插入补充，赵胜君在跟我讲述她妈赵春娣死情的时候，遗漏了一些重要细节，其中一个细节就是，赵春娣上山下葬那天，送葬的人很多，同村的、邻村的，都去了，哭的人也很多，但是赵胜君没有哭。我看到赵发哭着摸着赵胜君的小脑袋，对他说，君君，你以后再也没有妈妈啦。赵胜君拉着爷爷的手，安慰他说，不要紧的。赵胜君远没有长到没心没肺的年龄，而是真的不伤心。在我们老家，我见识过多次自杀，其中喝农药自杀，通常有两种选择，果断一些不留后路的，直接喝“甲胺磷”，棕色瓶子上贴有一张标签，标签上印一个老大的骷髅脑袋，剧毒，一大口下去，基本不再留恋尘世。磨蹭一些的，喝一种叫“六果”的农药，毒性温婉，用棉花团蘸了塞在被褥下面，一夜之间能够杀跳蚤，但是人喝了以后，一时半会儿断不了气儿，缠绵一阵才能死。我怀疑赵春娣那天喝的正是“六果”，这说明她很可能并不那么想死。我舅公说，那天傍晚他去看田，经过赵家门前的池塘，看到赵春娣捂着肚子，像只青蛙一样趴在池边死命喝水，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嘴巴干，问她赵小冬不在家吗，她说去田里了。我舅公就走了。走了两步，赵春娣叫住他，说看到赵小冬让他赶紧回来，她肚子痛。这说明她真的并不那么想死。至少在赵小冬回来之前，她并不是真想死得快点。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四个小孩，四个都是姑娘。我妈喝农药之后，他们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我三姑春梅，还有一个倒插门儿的女婿，我爸。
“我爷爷奶奶不是本地人，是苏北人，他们在老家结的婚。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苏北人，他们后来分成两拨，一拨跑到上海，一拨跑到我们浙江一些地方。我爷爷奶奶属于后一种。他们生了我大姑，就跑到安吉，跑到小溪口。在我大姑死了之后，我奶奶才生了我妈，然后又生了我三姑，生了我幺姑。所以，事实上只有我爷爷奶奶见过我大姑。我想他们一生再生，一定想生个儿子。但是生下我幺姑之后，我奶奶已经到了实在不能再生的年纪，所以我妈在田里跟我爸好上之后，爷爷奶奶想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我爸倒插门儿。我爸姓赵并不是后来改姓赵，他本来就姓赵。据说姓赵的是大户。所以我说不好是随我爸的姓还是随我妈的姓。
“四个女儿里面，爷爷奶奶最不喜欢的是我三姑。当他们发现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的时候，才是我三姑咸鱼翻身的时候。最大的翻身是，我爷爷奶奶遇见谁跟谁说我三姑好。但是只说了半年好，我三姑就嫁人了。她觉得自己太大了，再不嫁就不好嫁了。所以她让自己跟邻村离了婚的杨黑子好上，并且嫁给他。杨黑子在我那会儿看来总有四十多岁，大我三姑十多岁，是个石匠，力气很大，什么畜生都敢打，唯独据说不打老婆，不知道为什么会跟老婆离婚。我三姑偶尔回来，说杨黑子对她好，就是人黑了点儿，最好生个儿子也这么黑。过了半年，三姑果然生了个儿子，不黑，但是丑，比我还丑。又过差不多半年，我三姑就生癌症死了。他们说三姑生的是乳腺癌。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乳腺癌。现在知道了，就是奶子里面长瘤。
“我对我三姑的死知道得很不清楚。我三姑不常来，我们也不常去，我要上学，所以我只知道这些。不过关于我三姑，我还可以跟你讲点儿别的。也许你早听说，我三姑的名声不太好。我三姑不是她们三姐妹里面最好看的，却是她们三姐妹里面最有特长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特长。你的特长是写字，我的特长是烧菜。而我三姑的特长是可以跟很多男人好。在嫁给杨黑子之前，我三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说她跟很多男人上过，有时候在田里，有时候在沟里，有时候在房顶，他们叫得出很多男人的名字，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有些我相信，有些我不太相信。但我知道其中有两个就是我表叔。前面我说过，我幺姑死，是从我表叔的货船尾巴上掉到江里的。那是我大表叔，叫金宝。他还有个弟弟，叫银宝。我奶奶的妈妈，也就是我老太来我家养老那几年，金宝和银宝分别来看过她，老太死了以后，就再没来过。他们从大城市上海跑到我们这小溪口，居然都能够一住几个月，不知道喜欢这里什么。先来的是金宝，住了两个月。三姑十八九岁，金宝二十五六，常带三姑去山上玩。有时候我也硬跟着去，他们赶不走我。我走在后面，金宝和三姑走在前面。一到山上，金宝就拉住三姑的手。然后他们找块草皮并排坐下来，金宝就会把三姑抱着，或者三姑自己把头枕在金宝大腿上。我当时觉得那样一定很舒服。但是有一次我看到金宝把一只手从三姑的领口伸进去。再有一次，我看到金宝把一只手从三姑腰里伸进她的裤裆。从此我再不跟着他们去山上。过了没多久，金宝就回上海了。后来银宝来了，住了差不多有四个月。三姑也跟银宝一块儿去山上玩儿，我从没跟他们一块儿去过。但是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见大门关着。我推开门，堂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又推开旁边三姑的房门。我看到银宝赤着膊，穿个裤衩，正慌慌张张从三姑床上下来，满身是汗。三姑躺在床上，大热天盖着一条破床单，面孔通红通红，对我说，她身上疼，银宝表叔刚在帮他捶背，叫我别跟爷爷奶奶说。我没说。后来银宝也回上海了。但我总觉得银宝走的时候，跟我爷爷奶奶似乎不怎么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三姑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后来一直想，我爷爷奶奶不喜欢三姑，大概跟这些事情都有关系。但是我三姑没死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三姑好，我三姑死了以后，他们再也不说谁好。他们再也没有一个女儿活着，也不会再有一个女儿死掉了。”
总编大人，我此刻感到万分庆幸，庆幸没有把这次的采访直接处理成一篇小说。在一篇小说里，挨个儿写一家八口人的死，试图将八种不同的死糅为一体，是一件高难度的冒险的事儿，并且可能是一件极其无聊、无趣和无谓的事儿。你得写得和谐，写得好看，也许还得写得深刻。我想，假如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活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能够把这个题材处理得游刃有余，精彩绝伦。我必须承认我笔力有限，我很难做到。让赵胜君讲完其中四个人的死，已经让我作出了最大努力。我已经对采访录音做了最大程度的取舍。但是后面还有另外四个人的死，你不妨猜想，无非就是告诉你，爷爷赵发是怎么死于脑震荡的，奶奶朱翠凤是怎么死于癌症的，爸爸赵小冬是怎么炸死的，妹妹赵胜燕是怎么淹死的。你可能读得要睡着，我可能整理得吃力不讨好。怎么办？现在，在赵胜君跟我讲完她三姑的故事以后，我决定，索性跟他换换个儿，我来替他转述，他来替我补充。我离开老家之后赵胜君家的事儿，很多对于我都成了道听途说，因此补充是必不可少的。在那之前有很多事儿，我却很熟悉，甚至可能比赵胜君更熟悉一些，例如下面他跟我讲述的关于他爷爷赵发的死。
赵家一家人原本住一幢大房子，现在还剩半家，仍然住一幢大房子。不同的是，以前住土房，现在住上下两层的楼房，赵小冬盖的，说以后赵胜君讨老婆就有房子了。赵发和朱翠凤四个女儿都没了，那么倒插门儿的赵小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女婿兼儿子。这并不意味着日子比以前更温顺。赵小冬跟赵发原本人丁兴旺的时候就不太和睦，现在他上面养两个大的，下面养两个小的，一年之中主要做两件事儿：外出挣钱，回来吵架。赵小冬从来不打孩子骂孩子。他在外面做活，成天笑呵呵的，可是一回来就跟赵发吵，看到赵发就想吵架，尤其在赵发打麻将的时候。吵多了，赵发终于死在赵小冬手里。
赵发死的瞬间我自然没看到。我看到的是他死后的情形。不过，在转述赵发的死之前，我想先把朱翠凤的死提上来简单讲一讲，因为我觉得，朱翠凤后来活得寂寞，死得比活得更寂寞，丈夫赵发的死是重要影响之一。对朱翠凤而言，赵发的死是她最后的崩溃。赵发一死，她没有真正直接的亲人可以再死了。
从我眼里看来，朱翠凤似乎从中年开始，就已经是一副老太婆的模样了。这不单单因为她的打扮邋遢凌乱，主要来源于她那对眼睛。朱翠凤天生眼睛有毛病，一只眼睛高度近视，一只眼睛高度远视，所以她不论看远处看近处，都要眯起眼睛皱起鼻子，长年如此，仿佛一只老母猪。所以村里人平常叫她朱翠凤其实不是“朱翠凤”，而是“猪翠凤”。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把她的样子大概描绘出来。重要的是，朱翠凤不但具备绝对强大的精神抗击打力，她的身体抗击打力也非常人所及。至少我从没听说她去医疗站看过病，更不用说去医院。她的身体似乎具有海星般的自我修复能力。举个匪夷所思的例子。朱翠凤的右胳膊曾经摔跤骨折，摔断以后，朱翠凤没有去医院接骨，不是不肯给她医，是她嫌医院贵，忍着受着在床上断断续续躺了大半年，骨头居然自己接上了，能端碗洗菜提水捅，只不过接歪了，到死伸不直，跟周恩来一样。我猜想，朱翠凤的一生，一定自动修复过无数个这样的身体机能毛病。但是她毕竟不具备修复癌细胞的功能。在丈夫赵发死后不久（事实上显然是死掉之前），朱翠凤自己上了一回我唯一知道的一回医院，查出患了肺癌晚期。据说肺癌是文明病、富贵病，可是在我认识的死于肺癌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富贵的，至少朱翠凤不是。因为身旁没有第二个人可供医生隐瞒，朱翠凤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回来，她开始躺在床上等死。有一天赵小冬做活回家，发现朱翠凤从床上滚落到了地上，已经死了。
陶渊明说，昔人虽已殁，他人亦已歌。朱翠凤死后，没有人歌，也没有人哭，除了少数民村过去给赵小冬帮忙，也不见有其他亲戚参加葬礼。其实只有葬而没有礼。赵小冬叫一个女村民帮忙，给朱翠凤换了身干净衣服，然后就跟另外三个村民抬着棺材，上山把朱翠凤埋了。一路上，赵胜君作为长孙，带着妹妹走在最前面，一路走一路放炮仗。这是朱翠凤下葬那天唯一的热闹。
相比朱翠凤，死在她前面的赵发，后事要惊人许多。我之所以用“惊人”而不用“热闹”，因为我说的后事不是葬礼。
跟所有的家务事一样，赵发和赵小冬在家里起争端的真正起因，包大人也断不清楚。按赵小冬的事后说法，赵发让赵小冬替他还三百块钱麻将赌债，赵小冬不肯，于是两个人吵，吵到后来，动起手来。但是现在按赵胜君的叙述，赵小冬和赵发吵架，是希望以后回来看到的不是赵发在打麻将，而是看到他在给赵小冬和放学回来的赵胜君、赵胜燕做晚饭。听来总之都跟麻将有关，我们就不深究了。赵小冬和赵发动起手来之后，赵小冬推了赵发一把，赵发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赵发爬起来，在地上坐了一阵儿，然后说头疼，开始呕吐。赵小冬就带赵发去医院。去的时候，赵发是坐在赵小冬的摩托车上，活着去的，回来的时候，赵发是躺在医院的救护车上，死着回来的。
赵发的尸体第二天一早被脱得一丝不挂，躺在门口水泥场的一张方桌上，硕大的生殖器耷拉在一边儿，像一只蔫儿了的茄子。桌子边上站了三个穿白衣服戴白口罩白手套的法医，法医四周围了一圈观看的村民，包括我，仿佛小时候看斗蟋蟀。其中一个法医拿出一把剃刀，开始剃赵发的头发，他剃一刀，赵发就露出一块白晶晶的头皮。地上的头发越来越多，赵发的头皮越来越白，最后赵发变成了一个和尚。这时第二个法医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从赵发的左太阳穴开始，绕过赵发的额头，划到右太阳穴，再划到后脑勺，再回到左太阳穴，没见怎么用力，暗黑色的血就随着划过的刀痕，从赵发的头上慢慢渗出来。第三个法医用一块白纱布，擦了擦赵发的血，顺手把纱布扔在水泥地上，然后一手按住赵发的鼻子，另一只手把赵发的头皮使劲儿掀，很快，赵发的头皮就像一顶帽子，被整片儿掀了起来，露出鲜红鲜红带血的头皮肉。我感到身边一下子宽敞不少，有人退出了人群。第一个法医拿出一把钢锯，由另外两个法医帮衬，绕着头皮切开的地方，开始锯赵发的脑袋，一点一点锯，一点一点绕，锯条跟头骨摩擦，发出闷闷的切割声。锯完一圈，另外两个法医稳住赵发的身体，第一个法医将赵发的脑袋贴近桌子边沿，使劲往下一摁，赵发的天灵盖“咔嚓”一声，像一顶红色的头盔，拿在了法医手上。我身边又宽敞了一些。第一个法医说，盘子。就把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插进赵发脑颅，慢慢捧出里面的脑髓，放在尸体边上一只大玻璃盘里。脑髓基本是整个儿的，但不像我在生理课本上看到的那样整个儿，有点松松垮垮，像灰色又像红色，是一种很不纯粹的颜色。这时赵发的脑袋从侧面看去，像被齐刷刷削去了一个头顶，显得奇特而可笑。法医往身后甩了甩手，我看到有血水飞溅起来，也许溅到了村民身上。法医说，纱布。从第二个法医手中接过一大团白纱布，伸进赵发脑颅内擦啊擦，擦到一团纱布浸透了血水不能再擦，就扔在水泥地上，接过另一团纱布，再擦。这样擦了大约四五团纱布，再擦纱布基本不红了，第二个法医就取出一只相机，从各个角度和距离，给赵发的脑壳内部拍照。拍完照，法医们把赵发的脑髓塞回他的脑颅，扣上天灵盖，罩上头皮，最后缠上一圈绷带，整个流水线工作就完成了。这时的赵发看上去只是一个脑袋受伤的病人，除了没有头发，并没有什么异常。
在观摩赵发的脑袋被解剖的整个过程中，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我一步都没离开，我像观看一部《电锯惊魂》，眼睛死死地盯住赵发的脑袋和法医们的双手，以及层出不穷的操作工具，一直看到最后。我产生一种很豁然的念头，觉得那么复杂的一个脑袋，拆解开来，其实也就那么几个零部件儿。但是对于法医为什么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展示解剖赵发脑袋的全过程，我至今感到疑惑。
赵胜君说，他也看到了解剖赵发脑袋的场景，看到一半儿，被赵小冬支开了，可是仍有一个星期没吃下饭，每次想起来，就呕吐不止。
赵胜君说，其实比起他爸赵小冬后来的死，解剖赵发的脑袋根本不算什么。赵小冬死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小溪口。我是后来听说的。
“那年我十五岁，已经念初三，快升学考了。燕子念初一。我成绩一直很好。他们说我爸念书的时候成绩也好，但是他只念到小学三年级。我继承了我爸的聪明。我爸希望我考个好高中，离开这个小溪口。
“我中午在学校接到我爸的死讯，就拼命跑回家了。我看到门口的水泥场上到处是血，我爸的脑袋从上颚以上都被炸飞了，但是没有找到炸飞的那半个脑袋。我爸身边有半只煤气罐，地上还有很多煤气罐的碎片。我们家烧饭的煤气罐为什么会跑到水泥场上去？公安局的推测是这样的：我爸中午回家做饭，发现煤气点不着了，就把煤气罐搬到太阳底下晒，晒了一会儿，我爸拿打火机就着煤气罐的气口点火，看是不是点得着……”
“那么，”我第一次打断赵胜君的话，“你后来初三有没有念完？”
“我爸死了以后，我不能再念书了。但是我想让燕子念下去。她的学习比我还好。初三下学期念了一半我就退学了。我被介绍到学校的食堂做饭。我已经在食堂做七八年了。我觉得做饭很好，一开始，还可以看到我同学，看到我老师，还可以赚钱供燕子上学。去年我们食堂来了个小姑娘，跟我一样大。我跟她结婚了。结婚以后，她就不在食堂做了，我让她帮我在家里做饭，做其他事情。
“但是没等到我给燕子付学费，燕子就掉到河里了。她不是自己掉河里的。她那天放学搭乘村里一辆大型拖拉机，拖拉机过桥的时候，翻到了河里，燕子被倒着扣在了拖拉机的车斗里，爬不出来，淹死了。跟她一起淹死的还有村里另外一个男孩儿。开拖拉机的也淹死了。”
赵胜君在跟我讲述的时候，一只手经常不由自主伸到脸上，轻轻抚摸他那道鲜明的疤痕。那道疤痕从他左边的嘴角一直延伸到他左边的耳根，疤痕两旁有数不清的针线口。整条疤痕贴在脸上，真的像一条大蜈蚣，一说话，蜈蚣就动起来。赵胜君其实生得很清秀，但是这条蜈蚣却让他的脸看起来显得有些惨烈。我问赵胜君，你脸上那条疤已经好多年了，你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赵胜君说，他对当时的情形事实上从来都没有记得很清晰过。他跟奶奶朱翠凤一块儿上街，被迎面飞驶过来的那辆摩托车几乎撞晕了。他只记得他爬起来，什么也不管，甚至没有管他奶奶，没有管开摩托车的人，自己本能地朝不远处的医疗站走去。赵胜君说，那天他脸上总共缝了一百二十八针。后来他总要用手去摸这道疤，多年以来成了习惯。但他心里其实不太轻易想得起它，他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以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才会想起这道疤，就是想到他也要讨一个老婆的时候。他曾经觉得疤和老婆之间，他很可能只能拥有一个。可是现在，全有了，所以摸不摸这道疤，就无所谓了。
我对赵胜君的采访已经基本结束。录音笔里现在传出的跟他最后一段对话是，我问他每年清明还上坟吗，他说当然上，但是现在上坟很费事儿，他要上八个坟，差不多要花去整整一天清明时间。他问我，你知道一天之内连续上八个坟是什么感觉吗？我回答不出来，也没问他。我像正式采访那些人模狗样的名流一样问他，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说，我希望可以跟我老婆今年生个儿子，以后我死了，也有人给我上坟。
赵胜君在说这话的时候，仿佛不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仔子，而是一个久经风霜阅尽尘世的老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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