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阵手机震动铃响，陈三中抗拒性地伸向床头把声音摁掉，从模糊的意识中逐渐苏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早晨的阳光透过提花窗帘，把整个房间已照得亮堂堂。今天是个大晴天，又到了下乡帮扶的日子。一想到帮扶，立马从床上弹起来，匆忙跑向卫生间，轻轻地洗漱开来。然后就着开水，把昨晚买的面包使劲往嘴里塞，一边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出发。临行前，他轻手轻脚推开房门，见到老婆孩子还在熟睡中。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骑上停在门口摩托，风一样地出发了。这个周末，他还要赶到光明村做好帮扶工作。挂点帮扶村，在九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偏僻小山村，路程遥远，山路崎岖。
可能是早起的缘故，路上的行人稀少。偶尔遇到，也大都是挑着蔬菜赶集的菜农。来往的车辆很少，繁忙的城市要道，此刻显得异常空旷。陈三中不由地加大了油门，犹如一只脱弦的利箭射向远方。在这条路上数不清来回了多少次，熟悉的路程，熟悉的车，就算蒙上眼睛，也能把车开到村里。路上的无聊，使他想起了刚来扶贫时的情形。
三年前，作为市纪委机关综合口的一名普通干部，被派到顺州市最偏远的高登县一个最偏远的村子，担任第一书记，帮助村民脱贫致富。临行前，被叫到委局领导苗无为的办公室。苗无为先对他进行了一番表扬，说是这些年在单位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成绩有目共睹，这次派下去是整个班子常委会的一致意见，希望把机关里的好作风带到村委，带到工作第一线。听着苗无为滔滔不绝地布道，他早已厌倦了那套说教。至于被派下去的缘由，其实早已猜到八九分。但是，知道又能怎样，身在官场，很多事情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余地，有的只是服从，而且还要装出心悦诚服地服从，还要感谢领导对自己的厚爱。他不由地想起网络上流行的那句话，当强奸反抗无效时，那就顺从享受。
送行的那天，单位上派了老司机开车送他。说起老司机，只比自己大几岁。他姓饶，可能是谐音的缘故，加上常年在外开车，表面老化严重。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他老司机。
老司机和三中在车上慢慢聊起来：你小子是不是在哪开罪了领导，才把你派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扶贫。局里比你年轻的有，年纪大的也有，怎么轮到你哦。年轻人，在官场混，还是要圆滑点，做不到玻璃球，至少也得把自己变成鹅卵石。知道这次去的村是个什么样的村么？又穷又烂，民风彪悍，打架斗殴不要命。连县里也拿它没办法。早年间，临近的两个村子因为中秋节舞龙灯起争执，发生了严重的械斗，惊动了上级领导。上面最后派了武警部队镇压，才平息了此事。讲了会儿，扭头看到坐在副驾驶上的陈三中默不作声，一脸的茫然，老司机也不吭声了。在沉闷中，车轮一圈又一圈地往前转。
陈三中到达村委会时已是8点半了。村委书记老扁已经等在门口，见到陈三中，立马迎上前来：乡里烟站的技术员来了，在会议室等着，今天要到田间察看烟叶生长情况，而且想和烟农谈谈收购价格。
陈三中边走边掸掉身上的灰尘，把卷起的衣袖和裤管拉直抚平。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出席会议，会见客人，要衣着整理干净得体。一方面可以增添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尊重别人，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陈三中走进会议室，先同乡里烟草种植合作社的同志握手寒暄，然后宾主有序坐下。技术员老王首先介绍了来意：陈书记，现在是5月底了，按照往年惯例，烟叶开始逐渐成熟，马上进入采摘期。刚才坐在车里，看到了沿路的烟叶。可能今年风调雨顺，长势比较好，叶子长而宽。底部的叶子开始成熟变黄，适合采摘。光明村是全县重点扶贫村，我们烟草局也要为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出点绵薄之力啊。局里开了会，在烟叶定级上严格按照要求，但每个等级的价格会略微往上调。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亩烟叶能增收一两百块钱。种植面积大的农户，会增收不少。等会儿，我们到烟田实地查看下，要他们做好后期管理，顺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陈三中和老王一行来到烟农曾常发的田里。曾常发80年代高考没考上，在家务农了几年，觉得收入低，后来就举家到广东打工，成了最早的一批打工仔。一晃二十多年，如今常发和老伴回到村里，照顾孙子读书，儿子儿媳作为农民工二代还留在深圳务工。去年陈三中准备把烟草作为扶贫项目引进村，动员种植时，常发反对最激烈，认为这样的项目没有得到周密调研，到时种了，没人来收购，烂在地里，谁负责？
其实，常发反对是有道理的。据老扁后来介绍：前些年，高登县派了干部到村里蹲点，并把甘蔗种植作为致富项目推广。向村民承诺，种子化肥和塑料膜不要钱，等甘蔗成熟时，保证联系商家来收购，卖个好价钱。老表们一听有这么多优惠，还把商家请来上门收购，多好的买卖。结果，全村几百户家家种了三四亩地。在这期间，县里的领导纷纷坐车前来调研，有时还带上报社和电台的记者，重点对这个项目进行采访宣传，取了田间景点，摆拍了很多镜头。有段时间，高登县电视台播放了领导视察画面，顺州日报也大篇幅宣传报道，很是风光了一把。没过多久，蹲点干部因给领导争了光，中途被调回去，提拔为农业局长。政治资本有了，后面的事就撒手不管了。
到了农历十月甘蔗成熟上市季节，蔗农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收购商的影子。眼看全要烂地里头，很多村民自发雇车拉到县城集市上卖，七八百亩甘蔗，太多，根本卖不出好价钱。按照往年，2米多长的甘蔗，统一收购的时候卖到4元，零售也要卖到七八块。偶尔有一两个收购商上门，故意把价格压得极低，而且大都在2元钱以下。一亩地种上3000多根，算下来，连人工钱都不够。很多农户宁愿把甘蔗烂在地里，也不去砍收。大家觉得蹲点干部为了捞政绩，把全村人都坑惨了。有的开始到信访局上访，有的干脆堵在蹲点干部的办公室门口讨要说法，结果全都像踢皮球一样推了回来。恰逢市县乡换届，县里的领导和乡里的领导换光了。新官不理旧事，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有一段时间里，县里领导和乡政府干部都不敢到村里来，有时需要取道这里，也不敢做短暂停留，怕被发现挨揍。
陈三中还记得自己挨家挨户上门动员村民种植烟草的艰难。农村休息与城里不一样，白天大家都在地里忙乎，家里关门吊锁，晚上才有人。他不得不在村委会住下来，利用晚上空挡，挨家挨户做工作。老表一开门见是他，立马把门关上。尽管他苦口婆心，老表还是不为所动，怕被坑。毕竟，前面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最后不得已，陈三中效仿商鞅变法，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再加上从亲戚那里借来的十万块钱，压在村委会。如果到时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这十万块钱归大家。后来村里几个老党员禁不住陈三中的软磨硬泡，答应带头试种几亩。极少数村民也跟着栽种，当时全村种植烟草的农户，加起来不到20户，种有面积差不多1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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