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来到贝壳出生的医院。灰白的瓷砖铺砌的外墙，在白森森的光线中，像一个露骨的魂灵，欲言又止。这几天日间的气温已经升到了35度，夜间急剧骤降。有时，乌云顷刻而至，忽而又被太阳夺去了光环。在两幢高耸的住院大楼旁，正新建另一座摩天大楼，极目望去，高高的塔吊在猩红的落日中，有一种夕阳西下的美。
深深吸了口气。还记得，上次来这，是贝壳出生。从住进医院到离开，我们仅仅用了36个小时。小小的她，两只小眼睛滴溜溜转着，张望着想要拥抱整个世界。一家人乐呵呵的回了家。
现在，贝壳半岁，再次住进医院，却是因为肺炎，两只小眼睛无力的张望，不停的流着鼻涕，咳嗽的声音像从地里发出，深沉而又厚重。有时，咳嗽到眼泪溢出，泪汪汪的眼睛，看得人心都碎了。
说起住院，不得不说起这一个星期以来的煎熬。我们选择了端午假期里一个最热的天去爬山，贝壳坐在小推车里，像一只腌黄瓜，不吭也不睡。到了晚上，贝壳开始发烧，咳嗽。第二天没见好转，晚上去了儿童医院急诊。医生说是病毒感冒，开了药。本以为病毒感冒是最寻常的感冒，却没想到，吃了两天药，反倒咳嗽更严重了，开始不吃奶，每天拉三次大便，都是黑糊糊的稀便。换了一家三甲医院，好不容易挂到了专家号，诊断为支气管肺炎，要马上住院。
我们悔不当初。不该在那么大热的天外出，还给她捂了个外套，不该在晚上挂急诊随意看了一次病。可是，生病就像一场不可预料的旅程，病毒在身体里的发展速度有时候是超过了我们想象的。我们不能怨自己，不能怨天气，更不能怨医生。就像雷电风雨来得太快，我们无法预料一样。
事情总是有诸多的不顺。我们到的医院是分院，开了两小时车才到。分院能找到专家医生，环境也不错。可是，分院的病人总院不接收。而总院的病床又特别紧张，入院还需要重新门诊挂号诊断后开具住院证，况且我们离分院实在太远，难以兼顾哥哥和工作。孩子的病不能耽误，我们必须当机立断。于是，迅速赶回总院，折腾了一个上午，终于住了下来。
住进医院意味着接受一系列检查。为了贝壳赶快好起来，这些检查都是必须的，检查带来的痛苦也是必须的。先是剪了额头前的头发，头上扎了留置针，紧紧的裹了一层又一层纱布。接着就是半夜起来抽血吸痰，抽了五六管血，又用一个仪器在嘴里刷刷刷的吸痰，宝宝很疼，可是，宝宝不哭，不哭时难受的样子比哭出来还让人心疼。
在病房里怎么也睡不好，除了自己，还有很多与自己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都要应对来自疾病和各种检查的痛苦。住进来的第一天，午夜12点，住进来一个10个月大的宝宝。等到他们安顿下来，接着便是明晃晃的床头灯通宵达旦，各种仪器设备拖拉的哐当声，还有大嗓门宝宝的咿咿呀呀声，各种声响在安静的午夜里，像放大器一般钻到耳朵里。到了凌晨4点，又是一阵响声，隔壁床小声的叫唤着孩子：“民民，起来了，不睡了。”接着，就见那个四五岁的男孩子接过妈妈递过来的手机，开始看起电视来。我和贝壳直到天亮也没再睡着。
其实，刚开始，我是很厌烦，甚至鄙视这些隔壁病床的家长。该睡觉时不睡，大声喧哗，玩手机从不戴耳机，夜深睡觉也不关灯。可是，既然住进了病房，就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忍耐、迁就以及相互理解。后来我才知道，隔壁床4点起床的小男孩其实是早上9点要去做核磁共振，做检查期间必须睡着，只能早早的起床。那个10个月的小男孩已经第二次入院，男孩很皮，晚上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妈妈也睡着了，灯就一直亮着。原来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疼爱他或她的爸爸妈妈，也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那些故事只有那盏亮了一整夜的灯知道。
病房里有小宝宝离开了，又住进了新的小朋友。有时候，就连住院也是一种缘分。刚进来的小宝宝和贝壳同名，相差一个月，两小宝隔着一条狭长的过道，就那么咧着嘴笑了起来。另一个五岁男孩和贝壳哥哥一样大，也同样有一个妹妹，贝壳总是把眼光投向那个哥哥，像在家见到哥哥一样，那么深情。
我和贝壳已经两天没见哥哥了。和哥哥视频，哥哥看着贝壳头上那一扎扎的纱布和针管，哥哥稀里哗啦的哭了起来。贝壳却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坦然，使劲的用力来抓我的手机，像要把哥哥抓到身边一样。
我发了一张贝壳的照片给哥哥看，又翻到了一张贝壳和哥哥头碰着头，哈哈大笑的照片，真想早点回家，一家人团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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