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点君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书单，推荐的都是一些“书名不知所云”的书籍。点开，第一本是刘震云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几个字从嘴里溜出，确实有些调皮、幽默、接地气儿，同时还带着一些未知数。
一如刘震云给人的感觉，虚虚实实，亲近又神秘。
在新书上市的前几天，我从出版社那边拿到了该书的电子版，花了一个晚上读完，被故事中的荒诞逗得哈哈大笑，也被这些荒诞搅得内心五味杂陈。几天后，我见到了刘震云老师，说起读后感，他点头认同，真正的幽默不是一笑而过，而是笑过之后耐人寻味、不是滋味。
人人都说刘震云的作品幽默，但他的幽默从来不体现在语言上，因为语言的幽默毫无力量，故而他的文字简练干净。对他而言，有力量的幽默是小说里描述的事件本身，以及由一个荒诞事件带出来的更深层次的荒诞。
“不是我幽默，是生活本身太荒唐了。但最荒诞、最值得警惕的是，你荒诞，我也荒诞，大家共同把荒诞过成了日子，把荒诞变成了正常。”
去年，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被冯小刚导演搬上了大荧幕，这是他第四次与冯小刚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地鸡毛》《手机》《一九四二》。影评人喜欢评价冯小刚的喜剧是“以幽默表现悲凉、讽刺现实”。其实，这也正是刘震云小说的特点。
《我不是潘金莲》中，主人公李雪莲为了生二胎，和丈夫假离婚，结果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李雪莲不甘心，为了证明离婚是假的，二十多年来她一次次打官司，一开始她苦苦哀求所有官员帮她的忙，到后来竟变成所有官员求着李雪莲帮忙。
其实，现实的荒诞在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亦屡次出现。作品中，四个素不相识的人，不在一个县、不在一个市、也不在一个省，甚至还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且生死攸关的联系。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最后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给打着了。
不同的是，《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一个主人公的故事，且其中的人物关系清晰可见。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的是四个主人公的故事，人物关系空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空白，能够填进去的谎言和荒诞的东西就越多。
除此之外，这部作品的荒诞也升级了——出现了比荒诞更荒诞的事，即人们开始感谢荒诞。
书中有个故事：市环保局局长马忠诚路过洗脚屋，被拉客的人引进去，结果联防大队突袭检查，把马忠诚抓到了公安局，马忠诚花钱处理了这事。后来他发现自己被骗了，拉客的人、洗脚屋小姐与联防队队长勾结，说是扫黄，其实是为了搞创收、赚钱。
他心想这事太荒唐了，但一转念他又感谢荒唐，用钱摆平多简单，他不用名誉扫地，被撤职，大家的生活都可以恢复正常。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评价刘震云“揭示了日常琐事中令人震惊的事实。”
我问他为何如此热衷于揭露荒诞。
他的回答很平静：“生活就是不断出现荒诞啊，但是每次荒诞的花样都不一样，所以我对荒诞一直很感兴趣。
但一个作家写作，如果下一部作品只是上一部作品的滑行，像是在玻璃上的滑行，内容不同，思考相同，那么这样的写作是非常危险的。跟别人不同容易，跟自己不同就难多了，作家需要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最精彩的地方在于作者如何将这些毫不相关的人物串联起来，让事件与事件之间隐形的联系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样的小说十分考验作者的逻辑与推理能力，以及对细节的重视和把控。写这样的小说，不能天马行空地想象，而需要像解题一样，把算式从头到尾算下来，每一步都谨慎严密，不能出错，否则整部小说会直接坍塌。
对于理科不好的作家来说，这或许是个难题，刘震云却处理得得心应手。
他说：“文学不只是写实与讲故事，揭露黑暗和展现光明是新闻应该承担的，文学是讲故事背后一层层的联系，它需要触及人性以及灵魂。”
“作家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而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他数学不好。”
刘震云的数学一直很好。在成为作家之前，他的理想是当个数学家。
早年当兵时，在戈壁滩上，天气冷，风沙大，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只能一头扎进书里。他读得最多的就是数学书，夜晚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研究代数、方程、函数，自学大学数学的课程。
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20岁的刘震云参加了考试，和他一同进入考场的多是在社会上颠沛流离好多年的人，发怵的恰是数学，基本上都考个位数，而刘震云数学考了89分，一下子就拉开了80分的差距，并因此成为当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随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自此踏上了文学之路。
他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极少出现形容词，熟悉他文字的读者说“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然而，这种简洁并不等同于简陋，而是用最简约的方式去表达最复杂的事物。
这样的文字特点与他对数学的兴趣和擅长不无关系。
“数学要求精确，这对写作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让人不容易写出来那种特别大而无当的东西，里边好多形容词，这形容词对数学都没用。”
生活中，刘震云也是一个寡言干脆、讨厌啰嗦的人。
今年年初，在《朗读者》节目上，他说，自己平时和女儿通话不会超过两分钟，他特别喜欢跟两分钟内能搞定事情的人打交道。
前几年，刘震云的妻子郭建梅接受采访时亦提到，刘震云年轻在《农民日报》工作时，同事对他的评价就是没见过他说话，身边的一些朋友也觉得他和哑巴似的，特蔫儿。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刘震云的文字特点、说话风格、做事方式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不把精力放在没有用的事上——形容词没用，不写；废话没用，不说；不会的事绞尽脑汁也做不出来，那就放弃，然后把自己会做的、喜欢做的事情做到极致。
刘震云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这次新作距离上一部作品隔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他总是评价自己说话慢、脑子慢，也因为“慢”，他选择了写作之路。“因为写作允许慢，好作品都不是速成的。”
慢工出细活，是他舅舅教给他的道理。
舅舅是个木匠，他的木工活是方圆四十里做得最好的。
有一回，刘震云问舅舅：“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呢？”
舅舅答：“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花一天，我花三天而已。但只是花功夫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我喜欢木工活，喜欢刨子花发出的那种味道。但只是喜欢也还不行，我每当看到一棵树，比如松树或柏树，我就会想，如果这给一个闺女打一副嫁妆多好啊，当我看到不成器的杨树时，我会想，这只能做把小板凳了。”
刘震云写作有个习惯，构思的时间会花得特别长，占十分之九，动笔的时间仅占十分之一。
“一个作家真正的写作不是坐在桌子前边，而是没写的时候，我也不是每天甚至每年非要写作，什么时候想得成熟了，我就开始写作。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个故作庄严的事情，它是一个作者不断思索的结果。”
除了写作外，跑步和在街上转悠是他最大的爱好，他的构思也是在这两项活动中完成的。
从14岁当兵开始，他就养成了晨跑的习惯，每天跑两小时、十公里，无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几乎跑遍了世界的主要河流。
跑步时，他兜里会揣一张小纸条和笔，想到什么就记下来。“这不占地方，你看我现在也带着小纸条和笔。”说着，他抓起椅背上的外套，从口袋里掏出纸条，递给我看前还俏皮地说了句：“等等啊，我先检查检查上面有没有骂人的话。”
“为什么一跑就坚持了几十年呢？”
“因为它有趣啊，跑步会让人产生一种浑身特别舒畅的感觉，而且人在运动的时候，脑子特别活跃。我有许多好的想法，都是在跑步中行成的。”
没事的时候，他还喜欢在路上闲逛，观察来来往往的路人。他并非刻意为之，积攒写作素材，而是这对他而言就是一种爱好，能够滋养他和生活的关系。
“街上走来走去的每个人都会让你感觉不一样，走路的步子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他们的心情也不一样，有人愁眉苦脸的，有人兴高采烈的，有人刚刚愁眉苦脸突然自己又笑了一下，我觉得这些微妙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刘震云与女儿刘雨霖
从小跟着他满街转的女儿刘雨霖也说：“父亲真正创作的过程是在马路上、公园里、菜市场、黄河边，是他一个人在街上背手散步，或是在马路边找个椅子坐下默默观察的时候，他坐在电脑屏幕前打字，只是把眼里攒到心里的细节落到文字。”
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写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一条大河特别波涛汹涌，淹死了许多人，叫聪明。”
他在多个场合里提及自己喜欢笨人。年中在北大做了一场演讲，他说，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后来，刘雨霖在微博上转发了这条信息，并称，父亲从小就教育她，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笨人。
刘雨霖小时候，考试前，刘震云总会叮嘱一句：不会做的题就不要做了，浪费时间，把会的题保证做对就可以。你只要把会做的都做对，分数就不低了。
长大后，她给父亲发短信，不管“的”“地”“得”还是标点符号，一个都不能出错。
刘震云一家三口
刘震云口中所谓的“笨”，指的就是把会做的事情做好来。这个标准很低，但做到很难。
四十年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人人都在写作，他也跟着写，四十年后，全班同学都不写了，就剩他一个人还在执着。
从青年时代创作《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中短篇，到中年开始创作《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长篇小说，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深，越写越能体会出写作的滋味，于是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专注地把会做的事做到极致。
说来也让人感慨。
三十七年前，他在北大的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瓜地一夜》，这算是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如今，年近花甲的他又和“瓜”扯上关系，写下一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从瓜地到吃瓜时代，身处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东西始终如故，永远不会被时间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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