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淮安市新民东路上的Pansy打工，租住在厂东边离厂有几百一米远的一户人家的民房里。
我原来和妻子住的是这户人家的一间偏房，十几平方，房租是六十元一个月。房东老太太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当我们第一天入住时，非让我们找了红纸，包了一些零钱，塞在了我们的门上方。幸好，她家的门上方与砖交界处有一条长长的裂缝，可以塞得进去。
这个房子里，放一张用房东家两条长凳搭起的竹笆床，一张简易的折叠桌，一个烧饭用的煤油炉，再加上两个人，房间基本上也就被塞满了。我记得当时这张房子的四周被妻子先是贴满了报纸，后来又改成了从小商店里买来的白纸。原因是由于房屋年代久远，墙壁上的粉层像是被时间风化了，一碰就沙沙地往下落，落到了床上，落到了桌子上。
最可怕的墙壁上会有壁虎，就像突然有小偷一样，在你睡眼朦胧时，突然发现他伏在墙壁上窥视你，令你魂飞魄散。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只能拿起扫帚远远地将他撵走，心里却担扰着它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这间房的地面是用青砖铺的，年代久远，青砖表面已与灰谒色的土相融合，不同的人把不同的土带进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气息滋养着这些土，时间一长，就把这地面扫得发亮，透出一股湿气和凉气，这些加起来就应该叫地气或是贫民的模样吧。
我白天和妻子在外打工，晚上就把自己的灵魂和身体暂时安放在这里，以求得一时的宁静。用贾平凹的话说就是：无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后来，我把上小学的儿女接到东大街边上的纪家楼小学上学。人口多了，这个房子就住不下了。于是我们就搬到了这户人家的正房里，也就是楼房下面东边带锁壳的那一间，大约有二十几平方，房租也涨到了一百元。
这间房子在当时的出租房里还是比较高级的，是主家原来住的，后面他们一家都搬到楼上去了，与我们这些租房住的打工者划清了界限。那间房的墙面是粉白的，没话说，地面是水磨石的，像是一个又一个小石子镶嵌在地上，住进来的时候，主家一再强调，硬东西在上面一定要轻拿轻放，否则如镜的表面一旦被被破坏，下面露出的都是败絮一样的水泥黄沙。
因为小孩来了，我们也开始大方了一些，不再那样什么事都将就了。我们先是到淮海路清浦中学对过的厨具店里买了一个独头的煤气灶，又到解放东路的燃气公司买了一小罐气，第一次用上了干净卫生的煤气性。煤气就放在南面的窗户口，炒菜的时候，用电风扇对准窗户往外吹，以期能把炒菜的油烟带一些到外面去。
后来，在淮安城里的亲戚三姑爹送给我一台他们家淘汰下来的熊猫黑白电视机。三姑爹是位节俭之人，就连盖在电视机上的针织花套都完好地保存着，送给了我。
这个电视没看多长时间，就犯上了老年痴呆症，满屏的雪花在翻飞无论怎样挣扎也现不出一点图案来。
两个小孩放学回来，做了一会儿作业后，就再也无事可干。房东家的孙子在楼下中间的堂屋里看动画片，动情处笑得咯啦咯啦的。房东老头坐在旁边喝酒，不时地乜上一眼。而在门外，我的两个孩子远远地站在门空里，引颈往里观望。直到我们下班回家，两个孩子才像小鸟一样扑向我们的怀抱。从来，我的两个孩子不敢踏进房东家的屋里去看。房东老头和他的孙子也从没邀请过我的两个小孩进去看。
我心一狠，和妻子跑到新亚商城买了一台大屁股的29吋康佳彩电，还有一台洗衣机，一共花了三千元。那时，我和妻子的收入还可以，每月都能聚一些钱，心里有底气这样一狠心。我当时还没有在城里买房扎根的打算，我们只把城市当成歇脚的地方，我们是过客，我们的家在农村。我当时经常和妻子说：等到有一天，我们聚到了十万元，我们就回老家去。那时的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
我记得那台电视的份量很重，我一个人都搬不动。这两样家电在当时可算是置了不小的家业。这个家业在那个出租户云集的大杂院里引起了轰动。和我们一样的出租户是羡慕，那时，我们两口子在院子里是上班工资最高的。而房东老奶奶则咂着嘴对院子里的人说，这个大家伙耗电多，你看啊，够他家受的。
从此，我的两个孩子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就会在家看看电视，还会邀请院里的同样是打工的子女一起来看，再也不用站在人家门囗蹭电视看了。
有一天，我因为不舒服，请假回家休息。碰见六十多岁的房东老奶奶正用梯子架在我家门口，艰难而又迟缓地扭动着肥胖的身体，一点点地往上挪。她在查看我们家的火表，她我家的火表上的数字，与她上一天看的作对比，看我们家偷没偷电。
天啦！火表是主家装的，我从来也没碰过，至多月底时会代劳爬上去看一下，报一下电表上的数字。
我害怕房东老奶奶受惊跌下来，因此我悄悄地返回到院外，等到院里一阵竹梯响动平息后才又返回院里。
我和老奶奶依旧假装很友好地打招呼。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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