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所谓师生，就是彼此交换过精神礼物的人。”如果是交换过物质礼物的师生，又会如何呢？
五年前的一个平常周末，手机铃声响起，是个陌生号码，才接通，那边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声音：“李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是熟悉的乡音，我心想：会是谁呢？猜不出是谁，我正尴尬时，他自报姓名：“我是您的学生李富良！”
“哦，当然记得！”
仿佛很久远，又仿佛就在昨天。
彼时，算起来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了。那年，我二十三岁，工作第二年，第一次当班主任。班里有一个怯生生的彝族男孩，个子小小的，皮肤却不像一般彝族男孩那样黑。他平时不大说话，不大笑。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学习刻苦，成绩名列前茅。他没有多余的衣服，身上的却总是洗得干干净净。
不久我就发现，他的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他出生在一个落后的彝族小山村，兄弟姐妹多，他又是老大，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没有劳动力，一大家子人就靠他父母亲在田地里劳作来供养，自然是捉襟见肘。
我最初开始特别注意他，不是因为他成绩好，而是冬天来了，他只有一件单薄的外衣。下雪了，大家都穿上了厚实的棉衣，他还是缩在那件单薄的外衣里。有一天，我回到家，收拾了几件弟弟不穿的厚衣服，拿到办公室，坐下，要不要拿给他？我犹豫了。想到自己年少时，虽然父母都有工作，但因为姐妹多，要吃穿要上学，家庭经济也很拮据。有一年冬天，家庭条件好的同学穿上“太空服”时，父亲带我去买了一件普通的米色外套，我高高兴兴地穿上它，一进教室，大家就笑。原来，我和一个男生撞衫了！一件衣服，深深刺痛了我尚不成熟的心！我怕我的好意伤害了一个贫寒学子的自尊，高中三年，我就看着他捱过了三个寒冬。
新学期，他总怯怯地站在我面前，把家里凑的部分学费交给我，请求我帮他垫付下差的钱。那时，基本没有助学金，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多，学校也没有那么多免费名额，一到新学期，就会有人辍学。而我的学生李富良同学，从来没有提过要退学，相反，求学的眼神非常坚定。
有一次，他父亲凑够了下差的钱送到学校给我，看着那个双手皲裂的坚毅的中年男人，我知道，他的孩子会走得很远。
上天不会辜负一个努力的孩子。2001年，他考上了中南民族大学，我接着上新高三。2002年春节后，毕业班补课，有一天放学时，他站在学校门口等我，一样怯怯地开口向我借回学校的路费。从那以后，12年没见，只听学生说他毕业后进了厦门银鹭集团，几年就晋升为经理。我心想，这个学生应该已经忘了他的中学老师了吧！
“李老师，我在您学校，您在哪里呢？”
我从回忆中醒来。
原来，这些年他在外面打拼，我调了工作，换了手机号码，就失去了联系。他辞职回到昆明，打听到我在曲靖，专程到学校里找我，问到我的号码。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三十出头的大伙子，短短的头发，浅绿T恤，牛仔裤，目光炯炯，看上去很干练。
我说：“你在外面做得那么出色，为什么要回云南从头开始呢？”
他说：“父母年纪大了，回来离家近，好照顾。”
转眼又是五年，我在朋友圈里看着他继续成长，持之以恒跑步，带着团队进取。如今的他，也奔四了，做到了大型酒业集团的市场总监，也带着他那从前贫寒的家庭奔向小康。他有时来看我，送我核桃乳，送我茶，送我咖啡。
二十多年，我教过的学生上千，有全省语文状元，有语文考不及格的；有乖巧的，有叛逆的；有在普通岗位的，有经济、社会地位高的。而他，一个典型的寒门学子，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当初的那个怯怯的男生，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仍不忘师恩，不忘来路，也不忘归途。
如今，条件好了，班里再没有挨饿受冻的学生，国家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家庭相对贫困的孩子也不用交学费，而我，总要一遍遍地对那些饱食终日的或贫困上进的孩子讲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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