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他从封建王朝走来，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他出身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他就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

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里，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他读书刻苦，楼上读书，楼下起火浑然不知。夏天读书蚊子多，就找个空坛子，把脚伸进里面。从17岁到28岁的11年间，他走完了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

1898年，维新变法被强行中止，悲愤交加的蔡元培出走翰林院，回乡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

在这绍兴唯一的新式学堂中，蔡元培提倡新学，增加日语、法语，还开设化学、物理、生物等科。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由于蔡元培引进新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皇帝要求遵守旧礼教等上谕，挂于办公室。蔡元培说：“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待在翰林院好了。”这是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为了坚持原则而辞职。

后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就是学堂当时的小学生。蒋梦麟回忆：“这是我了解科学的开端”。

乱世之中，屡经失败的他却从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6年9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暴毙三个月后，身在法国巴黎的蔡元培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恳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这位教育改革先驱“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这不是美差，而是挑战。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当时的北大，不仅仅是京师大学堂，更是社会公众眼中的官僚机构，科举考试的替代物。在蔡元培进北大之前，校长已经经过数次更换，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道谢后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蔡元培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选择了锐意进取，而不是临阵脱逃。

“北京大学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

1917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就震惊全校。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蔡元培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役们鞠躬。这一躬让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这一躬也揭开了北大新的一页。

“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随即，蔡元培明确向学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在场之师生，在漫天飞雪下，皆被蔡之气势所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对蔡元培来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而教育救国，是培养老百姓。

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如同魔窟。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入北大读书，就是为了混一张的文凭，以“第一学府”的身份去社会上捞个官位。

老师呢，多是开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所谓讲课，就是把讲义印出来，然后分发给学生，再诵读一遍就完事。

蔡元培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深知学生恶习。为铲除科举制留下的劣根性，蔡元培清楚首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

上任后蔡元培就在北大就职演说中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打破恶习，蔡元培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但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

他用刘备三顾茅庐般的赤诚，打动了新派人物陈独秀，让陈携带主办的《新青年》从上海到北京，担当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出山，李大钊携着马列主义任了图书馆馆长，26岁的“海归”胡适挟着新文化运动的风雷被请坐教授的交椅。“陈李胡”犹如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给死水般的北大来了一场狂飙式的洗礼。

“人才为大学之根本，兴化致治，必俟得人。”正因不拘一格揽人才，北大师生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

新旧政体交替的年代中，许多学人都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也未必获得正式的学位，如何衡量其学术能力及价值，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蔡元培的眼光、判断与执行力。

在蔡元培看来，年龄、学历与资历都不是必要的条件，当年聘任的教职人员中，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徐宝璜二十五岁，德语教授朱家骅二十六岁，而哲学教授梁漱溟只有二十四岁。

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新派大腕云集北大，宣告着北大新世纪的到来。

蔡元培新旧通吃，激进的，保守的，顽固的，甚至反动的，只要有真学问，都可以华山论剑，来个大比拼，两位老师同时上课，教室挨着，由于政见和学术观点的不同，老师互相对立，甚至互相谩骂，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蔡校长就好这口热闹。

辜鸿铭，清国文科进士，英国文学博士，拖着长辫子，大谈复辟，痛骂新党，蔡元培看得惯，教导学生们跟辜学学问，学辨证思维。

更有像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保守主义者，和胡适等新派文人，在北大唱起对台戏，蔡元培是何等的大气和睿智。

文科百家争鸣，理科百花齐放，蔡校长聘请著名物理学家夏元瑮任理科学长，接着李四光、丁西林、任鸿隽、李书华、翁文灏、朱家骅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尽入彀中。

对于一些不称职的教师，包括外籍教师，如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和纽伦等，蔡校长坚决辞退，官司打到英国驻华大使也不顶用。这就是蔡校长的霸气！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正唯坚持与发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人才方得以大师辈出，北大学术方得以硕果累累。北大，遂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阵地和学术之中心。

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

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

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

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

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随后，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鲁迅采用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将“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意即“三人成众”，肩负开启民智之重任。

而蔡元培自己则为北大设计了校旗。用红色代表物理、化学等“现象的科学”；用蓝色代表历史、生物进化等“发生的科学”；用黄色代表植物、动物、生物等“系统的科学”；白色是七色的总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学；黑色可视作“无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学。

北大之宏大抱负，尽展于校旗校徽中。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得以真正诞生。”

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君子的气象”

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冯友兰曾多次撰文，评价蔡元培的人格与气象。冯友兰将蔡元培的这种气象，视之为“君子的气象”。

他说：“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又说：“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林语堂先生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笔者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

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

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他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

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抢了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字叫做毛泽东。“他经常跑来听陈独秀、胡适等教授讲课。”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惊——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1920年，蔡元培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蔡元培规定，考试后不准公布分数，只是私下通知留级的学生，希望学生要为学问而学习，而不为所谓成绩而学习。

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婚礼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六礼”进行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没有和王昭见过面。尽管蔡元培的婚礼应用了许多有讲究的中式婚俗，但这并没有保证他和王昭良好的夫妻关系。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蔡元培在悼文中毫不隐讳地叙述了自己与王昭女士婚后由不和到相亲相爱的过程，对自己前期抱大男子主义而没有很好地照顾王夫人痛自深责。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提出了五个条件：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蔡元培辩论。

但最被北大师生们敬佩的却是第三条——能接受男不娶妾。当时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态，但蔡元培自己却提出“男不娶妾”，遂成北京传奇。

第二次婚姻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在演说会上大家辩论男女平等的道理。为体现夫妇平等，蔡元培在婚后写给夫人的信中都以兄弟相称。;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从“我”做起，以“我”为例。也就是说他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的陋俗，他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国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翰林学士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他出发以前，黄仲玉已经有病，但她力劝丈夫如期出发。可就在蔡元培到达瑞士的时候，传来了夫人去世的噩耗，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祭亡妻黄仲玉》。

第三次婚姻

此时的蔡元培已经54岁了。时任北大校长的他日常事务繁多，出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蔡元培续娶。但出于对黄仲玉的思念，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

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

二，年龄略大；

三，熟谙英文而能成为研究助手。

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曾是蔡元培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她对蔡元培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爱慕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竣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

这次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竣，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纱。

在婚礼的宴席上，蔡元培向大家讲述了他和周峻的恋爱经过。婚后第10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威廉、柏龄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从旧式的婚俗，到中西合璧的婚礼，再到完全新式的婚恋。蔡元培不仅用他的思想，他的教育为后人留下了财富，更用他的婚姻印证了一生思想的变革以及时代和历史的变迁。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殁于香港九龙，离周峻50岁生日只差两天。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廉几乎叫人落泪。

出殡时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北大学生许地山找来十面锣，在出殡的队伍前敲打，很多香港人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什么人。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长眠于香港。

海峡两岸均无争议的历史人物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

蔡元培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

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弟子蒋梦麟送上挽联：“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