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张爱玲杂感（二）

最早读张爱玲，我是先读了散文，才读了小说。

十来年前，高中时代，具体因缘已经记不清了。是同班同学徐元君推荐的我看《流言》。当时是不是有立即找到书看，已经不记得，有印象的是上大学就立刻读了。一发不可收地，读了当时浙大图书馆的张爱玲全部的书。后来读到贾平凹，发现他也是先读了张爱玲的散文、后读的小说：

“先读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张看》；书名就劈面惊艳。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个张爱玲。…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的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尽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里，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这真是地地道道的贾平凹写的张爱玲。

这次重读，闲暇之余做了一个历史的线形梳理。发现张爱玲的创作，如果1943年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以前的“少作”都不算，那么可以清楚地以“胡兰成”为界限做一个划分。1944年2月，他们相识。没多久应该就确立了在一起的关系。1945年6月，分手。期间经历了短暂的婚姻。我们可以列一个表，来看一看胡兰成对张爱玲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的影响：

可以清楚地看到，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的半年里，算上刚刚开始连载的《连环套》，张爱玲写了10篇小说、6篇散文；1944年3月至1945年6月的一年多，是9篇小说，35篇散文，这些计数还不包括从来没收录进任何集子的几个小便签（北京十月文艺版的《流言》中有收录）。

有两个事情值得注意。

第一是数量。1944年4月开始，散文的创作数量大大超过了小说，大概是因为恋爱中时间精力有限，给快速大量地创作小说带来了阻碍。但是散文相对来说要比较简单一些、随意一些，所以创作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力。

第二是内容。1944年2月以前，除了《公寓生活记趣》是写张爱玲自己生活之外（《烬余录》很可能写于认识胡兰成之后），其余的篇目都是写“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中西比照写中国特性——这是五四遗韵。当然这与鲁迅的“批判性”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鲁迅是带有强烈的“劣根性”批判的，张爱玲更多的是呈现和描述，是介绍性的，是说明书性质的。

1944年3月，张爱玲《谈女人》，其实是讲男女关系。1944年3月以后的散文，则非常明显，绝大多数都是写张爱玲“自己的生活”，这生活包括写作、阅读、美术、音乐、跳舞，还包括睡觉的感想、朋友的往来、出门散步遇到的人和事等等，最重要的是，介绍回忆自己的人生——《童言无忌》和《私语》。

女人最大的关是男人，男人最大的关是美人。

如果说张爱玲小说的基调是“苍凉”，那么散文的基调是“清欢”。

什么叫“清欢”？苏轼词“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一盘味道极好的野草，是人世苍凉之后和身世惘然之外对当下生活的热情与拥戴，是直承两千多年的中国人精神传统里的安然与恬静。

张爱玲的散文，并不输给梁实秋，甚至可以比肩周作人。她的散文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真实的陌生。

首先是真实。她非常诚恳地谈论自己的写作理念、自己的人生观、自己的朋友、家庭、对世界的看法，谈论性和吃。她真正地爱着生活，多次坦承自己是“大城市的小市民”，热爱“实际生活”，喜欢张恨水写的格调不高的小说和故事。“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她非常诚实地承认自己素来“没有什么正义感”，对于不想看见的事情就可以看不见。她坦诚自己会去报刊亭假装普通读者，看看自己的书卖得好不好——小姑娘心态，却很少有作家能这样表达出来。

这种现在看起来仍然显得有些“小资”的生活趣味，颇有贾宝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味道，在当时那个全民“救亡图存”的气氛里，应当是非常显眼的。张爱玲永远关注的是大时代下的小生活、小人生。这一点和丰子恺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抗战时期，丰子恺画的却是温馨的日常生活、慈悲的《护生画集》，他要的，是以文明化戾气，以大爱化仇恨。“温情的讽刺”，用来形容张爱玲，也非常恰当。

但是张爱玲和现在的文艺女青年是不一样的。“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她关注卖臭豆腐干的小贩、开电梯的“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她爱读小报，“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

她喜欢俗气的、“艳异”的世界。

其次是陌生。一是写法的陌生，这其实是“最熟悉”的陌生，如贾平凹所说的，这种“道家的”写法，是非常中国传统的，读张爱玲的散文，总让我想读完就想读归有光、读明清小品。张爱玲说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和《金瓶梅》，我个人的感觉，这更多的是小说层面的影响，而散文可能还是明清以来的小品文影响大一些。但这种写法，其实现在不多见了，读来是陌生的。还有一种陌生是她的文字造成的强烈的对比，比如在《谈音乐》一开头就说“我不喜欢音乐”，但后文洋洋洒洒写了大量的音乐，不喜欢而懂、且要写出来，这种人少见。

二是观念的陌生。“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好像没有在其他任何成名的作家那里看到过这么直白的话。张爱玲对金钱和经济的把握是非常深刻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都是写金钱和爱情的关系，写经济对爱情的保障和毁灭；《色戒》更直接，王佳芝之所以错以为易先生“爱她”，导火索就是因为那颗难得的钻石。“听见说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哪个作家敢这样直言不讳？而她尤嫌不足，还加了一句：“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得罪一个顾明道或许也没什么，在这篇《诗与胡说》里，她可是开了一个很大的地图炮：

“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的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

胡适、刘半农、徐志摩……她不是说看不上他们写的诗，而是直接说人家走的是“绝路”。这比李清照在《词论》说柳永“词语尘下”，欧阳修和苏轼这些人写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都是语句不通顺的诗罢了，还要严厉：李清照只是说这些人不会写词，张爱玲说的是这些人没有出路——他们开创的路子，也是绝路。

自然，和小说一样，张爱玲的散文充满了只有她写得出来的警句、奇句、险句。比如十九岁少作《天才梦》的结尾：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