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生痴迷《红楼梦》，自认这部书是她“一切的泉源”。
学界研究张与红楼关系的书和文章大概汗牛充栋（说“大概”，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兴趣去读过），但不妨碍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便这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重复过。
读有所感、感有所发，可以把读过的书讲给别人听，大约这书才可以说是真的属于你，融入你的生命。
张爱玲从《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传统里继承的文学遗产之多，梳理起来会非常费力，我也无意做这种考究，只是谈一点：精致的室内故事。
《红楼梦》的主体故事，就是贾府大门内、大观园内，更准确都说，只是几间屋子内。《金瓶梅》也是。张爱玲的绝大部分小说也是。这种发生在室内的故事，写起来就会有另外的更加显著的共性，那就是对于室内陈设的详细甚至到不厌其烦程度的描述。
只要是读过《红楼梦》的人，必定对曹雪芹笔下桌椅陈设、人物穿戴的描摹印象深刻：
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罽，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两边，也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
这是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的三段文字。第一段写院内环境，什么门、路、屏风、珠子，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第二段写王熙凤从头到脚的穿戴。第三段写室内，桌椅铺垫瓶花瓜果，一样不落。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第一次读红楼觉得这些东西实在是无聊得紧，匆匆就略过了。
小说和文学的最大差别却正在于此。虽然都是故事，但小说只有故事，而文学不仅有故事，还有文体、审美和思想。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这个传统，更早地是宋词元曲。“唐诗晋字汉文章”，其实一直到唐诗，中国的文化还是非常含蓄的，宋词显然就比唐诗要“俗”了一些，到了元曲、明清小说，终于大彻大俗——“俗”是一个不含褒贬的词。
五四运动要反传统，当然也要反这种文学传统。大约在张爱玲横空出世之前，没有一个现代作家像曹雪芹那样去描写过桌子上放的花瓶、瓷盆和阳台上的绿竹帘子投射下的影子。张爱玲在思想上承续五四的新文化传统，而文字上则直承《红楼梦》，而且更进一步。
曹雪芹是以摄像机的方式记录一点一滴，而张爱玲不仅认真地做室内静物素描，更非常娴熟地以某个物件的特征譬喻人物的处境和心理，并毫无痕迹地接入通感，以此来推动情节进展。
就以她一炮走红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第一句话就是“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一个古老、陈旧的屋内用具。接着写葛薇龙看到的姑妈家的花园：
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百世卍字阑干，阑干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
“金漆托盘”、“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这段话本身是在写花园，又以更为具体和细微的室内用具托盘来做比喻——托盘再怎么金漆彩绘，依旧只是一个工具，小玩意儿，由人支配利用。就像曹雪芹写林黛玉进贾府看到的院门、游廊、厅堂一样，张爱玲也写了葛薇龙看到的花园、花园里的玫瑰、野杜鹃和花园外蓝色的海、白色的帆。然后写白房子：屋顶的琉璃瓦、绿色的玻璃窗、窗框、栅栏、油漆色、走廊、地砖、柱子，然后是“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
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这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对曹雪芹的文学传统不仅仅是传承，更有发展和创新：她并不单单是描绘，更在描绘之外直接加以评述。不仅如此，她从这一点“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摆件、玩意儿，更进一步地来展现人物：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隐喻。
道理讲出来也很简单：曹雪芹没有读过西方的“象征”手法，而张爱玲却是扎扎实实地接受过圣玛丽女中的美式教育和香港大学的英式教育的现代作家，所以她在描写静物的时候必然不是纯粹的记录，而是以作家的情感介入，做一个价值的衡量：
扶了铁门望下去，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
这是葛薇龙见到姑妈梁太太的第一印象。张爱玲当然不仅仅是在描写梁太太的帽子和面网，她加入了通感：“绿宝石蜘蛛”是视觉，是眼睛看到的,而“爬在她腮帮子上”则是触觉，是皮肤触碰到的，同时“蜘蛛”并不是可爱的动物，张爱玲一出场就让梁太太头上戴着“黑蜘蛛”，可见这个人不是善茬，是会咬人、有剧毒的。且“蜘蛛”的本事就是织网，网住猎物——未来的葛薇龙不正是梁太太用来网住男人的工具吗？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也是超俗的，她站在超俗的立场上来描写这些室内静物，所以才有对物件本身的价值化。
这还仅是小说，她的回忆散文里，写的东西就更小、更细了，比如《私语》：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于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拍屉看看，渐渐疑心张于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
说到对描写童年记忆中小物件、小感受的细致精准，我想《追忆似水年华》是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珠穆朗玛峰。但是张爱玲胜在言简意赅，以最经济的笔墨写最难忘的感受不像普鲁斯特那么啰里啰嗦。
现在有很多所谓“张派”作家——据说王安忆也是——但是，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继承了张爱玲描写精致物件的传统。这其中的缘故也很简单：没有人再体验过这种精致的趣味了。
从曹雪芹到张爱玲的文学传统，其内核是中国传统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趣味。没有耕稼的劳苦和物质的忧愁，生活舒适、悠闲、慵懒、精致。所以才能造出贾宝玉“精致的淘气”，才会发明出要“十来只鸡来配”一个茄子的茄鲞，才会有连王熙凤都觉得“太磨牙”的“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
高墙大院，把人和世界隔开，静谧无嚣，地不偏心也不远，拥有大把的时间、大把的心情、大把的文化修养，一切都可以静静地来，悠悠地来。这种环境，人们必然会把所有的时间、精神、情感专注在身边的桌椅、盘碟、杯盏、花瓶、香炉这些物件和吃一片绿豆糕、喝一碗枫露茶之类生活细节的鉴赏之上，反复玩味、体味，并从中生出一种趣味乃至哲学来，以此彰显品味、地位和身份。
中国传统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趣味，从汗牛充栋的文物研究中可以看得淋漓尽致。比如扬之水先生，宋代花瓶可以写一本《宋代花瓶》，香炉可以写一本《香识》，明清金银首饰可以写厚厚的三册《奢华之色》。王世襄先生的学问更大，明式家具、竹刻、漆器、葫芦、鸽子，任何微不足道的东西都是士大夫生活趣味的展现。
从细节见大势，我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先生考证杨贵妃嫁给唐明皇是不是处女的文章。陈先生从这一件看起来非常无聊的事情中，一步一步，推导出魏晋隋唐历史变迁的大关节，精彩绝伦。
话说远了。
张爱玲出生名门望族，祖父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父亲虽然不成器，母亲也是南京军门（相当于南京军区司令）的女儿。她的童年时代，过的正是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生活，加之后来的英美现代教育，才有了对曹雪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这种精致的趣味和精致的淘气，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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