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的那种开裆裤式的“无私”人格。
——台湾学者孙隆基
9月底的一天，广州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我在小区里散步。
我所住的小区，有“广州最漂亮的小区”之美誉，有三湖六山，景色相当宜人。可是，和在国内风景区旅游一样，再美，也总会发现许多刺眼的东西——随处丢弃的垃圾。
譬如，走在小区的一个台阶上，看到一个纸奶盒；经过小区最美的湖，看到湖水靠岸处浸着烟盒、可乐瓶和塑料袋…… 必须说明的是，这个小区的垃圾桶布局很合理，垃圾不远处，都可以找到漂亮的垃圾桶。
再者，小区的物业管理非常好，所以小区里穿梭的，都是住户，然而，他们却如此不爱惜自己身边的环境。每每想到这里，我心里总生出愤怒与无奈。
继续前行，到了一排椰子树下，很大很美，但一位年轻新潮的女子，将一约3岁的小男孩带到一棵椰子树下，褪下小男孩的裤子，要他在那里撒尿。
其实，再走几十米远，就有一个干净的公共厕所。
一时间，愤怒与无奈升级，而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美丽的椰子树下撒尿的图景，和前面那个散布在小区各处的垃圾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汇聚，一句话在心中翻腾：一样的，这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两类画面，是一样的。并且，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椰子树下撒尿的中国式图景，正是随便丢弃垃圾的画面的原因。
更进一步说，这个中国式图景，也是长假期间，国人在国内外旅游的各种不文明现象的原因。
国人缺乏公德，这一点已成定律，旅游中的不文明现象，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展现而已。
最为国人所知的旅游不文明现象，是孙悟空干的。他与如来佛打赌自己能轻松跳出其手心，然后一个跟斗翻到天边，发现五根柱子，为了表明自己到过天边，他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还刻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几个字。
大家都知道，孙悟空赌输了，这一点不必多说。
虽然大家很敬仰如来佛，但孙悟空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于是，国内外无数风景胜地与名胜古迹，都留下了“到此一游”的中文。
第一流的小说家，都能经典地刻画出自己所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来。吴承恩描写的孙悟空在天边的柱子上撒尿的情景，与我看到的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高大的椰子树下撒尿的情景，何其相像！
台湾学者孙隆基则直接认为，国人的大小便训练方式，是导致无数种不文明现象的根源。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他阐述说：
一些在大陆普遍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拧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处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即将婴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起来，中国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根本不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养成有规律的排泄习惯。
孙隆基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1岁前的孩子处于口腔期（也称口欲期），1到3岁的孩子处于肛门期（也称肛欲期）。口欲期的孩子，快乐的源泉都在嘴上，譬如吃奶；肛欲期的孩子，快乐的源泉集中在肛门周围。肛欲期时，大小便的训练成为重要的事，父母如何训练孩子，会决定孩子的许多行为特点。
孙隆基认为，西方人在大小便训练上，有两点不同，第一是比较严格，要孩子定时定点排泄，而不是随处排泄，第二是这件事主要由孩子来掌握（这也是事实）。相反，我们比较随意，让孩子穿开裆裤，这意味着，我们认为幼童是没有能力有规律地控制自己的排泄物的，再者，大小便的排泄，不是掌握在孩子手中，而是由大人掌握。
幼童时，如何对待排泄物，决定了成年时如何对待各种生活垃圾。我们的教养方式，导致了这样两个态度：第一，我可以随处丢弃垃圾，一如儿时可以随处排泄；第二，我制造的垃圾，我负责不了，应该由别人负责。
所以，这最终导致了我所住的“广州最漂亮的小区”随处可见垃圾，也导致了国人在长假旅游期间，将垃圾，即“成年人的排泄物”，随处丢弃。大小便的第二点哲学——他律他制，还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即便放假这件事，都不能由各公司自己来安排，而必须由政府来安排。对此，孙隆基还论述说：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之物。
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对奇特的矛盾。孙悟空尚是齐天大圣时，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自由自在，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限制他。但他终究被如来佛制服，并服膺于如来佛给他的使命，而没有自己寻找使命。这只猴子虽然是自由的象征，但终究要接受他律他制的规律。
放到国人身上，随处丢垃圾的这一图景意味着：国人总是在追求为所欲为的自由，因此不得不接受法力无边的大政府的制约。
由此可以说，让孩子将大小便排到对的地方，并主要由孩子自己来控制这件事，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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