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梁父吟》，白先勇著，收录于《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昔者蜀相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其寄寓有二：悲士之立身处世之不易；讽为相之不仁也。唐人李白《梁父吟》一诗，袭用诸葛亮之立意，翻陈出新，表达了遭受挫折的愤懑以及期盼明君知己的愿望。二者立意相类，同为悲悼遣怀之作，抒发了读史观世之感慨以及个人立身处世遭际浮沉的悲歌喟叹。
善用象征、精于用典的白先勇则在小说《梁父吟》中，将“二桃杀三士”的历史典故巧夺妙换，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悲悼了一曲“遣怀”、“哀时”的时代葬歌。
小说里，年已七旬的翁朴园与身故的王孟养、仲默是义结金兰的异姓兄弟。在翁朴园的回忆里，三人于武昌首义前结拜，彼时，几个慷慨任侠、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经由那么一闯，不但闯成了革命，还把个民国给闯了出来。这段历史背景下，性格迥异的三个人其日后的成就在翁朴园的拿捏推断下已分出轩轾。翁朴园“一生谨慎，吃亏的地方少。仲默厚道，与人无争”。不过，在其回忆里，论才略机智，当首推王孟养。后来果然应了翁朴园的话。
晚年的翁朴园在与王孟养的学生雷委员忆旧时，曾经的戎马生涯里，王孟养的形象清晰、生动，犹在眼前。一个“狂狷”之人在翁朴园的评价下起到了探析作品主题的深刻寓意。
“狂狷”是王孟养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是这个上头”。性格刚烈的王孟养通过翁朴园的回忆，塑就了“士”的精神气质。这里，白先勇化用“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取其立意，悲歌当下，用小说笔法观照史事，慷慨陈说了隐于世故人情中难言的尴尬。春秋时，齐景公帐下有三员大将，皆勇猛过人，战功彪炳。齐相晏婴为避免造成未来可能的祸害，建议齐景公早日消除祸患。于是，在齐景公的默许下，晏婴设局，诛杀了三员勇将。后人遂用“二桃杀三士”作喻，表示运用计谋杀人的涵义。蜀相诸葛亮读史观世，悲叹有才能的人立身处世大为不易，莫若处世淡泊方可保全。然“士之处世，志在行道，而又不能无禄，故进退出处颇费斟酌，亦甚难处理适当”。(王炎平。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故而，诸葛亮对史事的感慨经由小说家的化用，成为对世故人情的一把管窥之秤。
在这把秤的称量下，做过了一番事业的王孟养，因为性子刚烈，把世人都得罪了，也就显得不合时宜。这个不合时宜的人连自己的学生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太阳——烈不可当”。白先勇用小说立意，曲折地展现了王孟养屡遭非议的个性，其中的讽刺意味与蜀相诸葛亮一脉相承。诸葛亮暗讽晏婴为相不仁，难容才智之士。白先勇将世故人情与才智之士对立，表达出才智之士难容于世情的喟叹。
翁朴园的回忆自有一番壮怀激烈的感慨。小说里，王孟养身故后，翁朴园与雷委员参加完公祭，回到翁宅，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评价着王孟养的性格。直到翁朴园翻开戎马一生的记忆，那些大段大段的文字方才有了生机和朝气。这已经不是一个七旬老人的絮叨和感怀，而是对一段历史的亲历和见证。翁朴园流畅的讲述，让史书里的“士”豪迈的在当下重现。“士”的慷慨任侠不再僵板、平面，而是鲜活的扑面而至。
其实，随着翁朴园的讲述，一股时代悲音也随之呈现。这是与创业时的艰辛、扎牢根基后的昌盛相对应的颓丧与没落。白先勇用典用到极致，在兴亡更替的史故里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用含蓄的文字摆渡出跨越时空的历史之迹。武昌首义前，王孟养拉着翁朴园、仲默，三人“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歃血为盟”，义结金兰，死生契阔。经历了创业之初的艰辛，三人东征西讨，到了王孟养当了总司令的时候，三人依然坚守着当初的兄弟情谊。就如同桃园结义时的刘关张，昌盛时不分彼此。史故在小说里的寄寓由此开启了无法摆脱历史规律的定数之旅。这是作者的一声太息，亦是小说《梁父吟》“哀时”主题的隐约暗示。
仲默身故不久，王孟养也撒手人寰，独活于世的翁朴园拖着七旬之躯，在王孟养的灵堂里，看了几个多年未见的老友送来的挽联。翁朴园唯一还记得的是王钦之的挽联，其中两句袭用杜甫诗意，“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寄寓遗憾的文字凭吊着一段过往，它化作故老们的追思，终将葬于历史的荒冢而乏人问津。
或许有感于此，翁朴园对从美国回来奔丧的王家骥大为失望。在外国住久了的王家骥，不但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不甚了解，连给父亲进行“国葬”的仪式也不甚看重。下一代人让翁朴园失望之余，小说立意于此时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唐人李白借用乐府古题，作《梁父吟》一诗。诗中，李白列举了史故里起自市井草莽的众多英雄人物的生平故事，表达出“知己不遇，志向难酬”的愤懑，却也为那些英雄人物以诗作传，使他们的事迹得以铭记史册。王家骥，作为王孟养之子，乃父的功勋毫不知晓，对其父生前的老友礼数不周。结合白先勇的留学经历以及一个小说家观察视角的敏锐，王家骥这个人物的塑造不可谓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王家骥出场于翁朴园和雷委员参加完王孟养的公祭后二人的闲谈中。虽然作者着墨不多，却将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熏染而疏离了中华文化的公子哥儿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这个公子哥儿，因为在外国住久了，身上早已缺少了中华文化滋养下厚重的人文积淀和精神品质，其个体主张趋向西方式的认同，亦即基督教文化的附庸。在作者厚道的评价下，“少了一点历练”的王家骥成为翁朴园对当下“寒心”的痛苦之源。翁朴园的痛苦与李白的痛苦如出一辙，同为报负难伸的“哀时”之痛。白先勇的立意与李白的立意相类，同为对个人立身处世遭际浮沉的悲歌喟叹。翁朴园于痛苦中，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间，一些早已淡忘了的佚事来”。这个七旬翁，没落的故老，在记忆的牵引下，仍然有着一腔不甘沉沦的壮志。
壮志在翁朴园对小孙子效先的教导下有着深情的寄托。效先于美国出生，“刚回来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简直成了个小洋人！”翁朴园对雷委员介绍效先时，语气的凝重透着对文化断代的忧思。忧思化作迟暮的豪情，它在翁朴园教给效先背诵的唐诗《凉州词》里有着驰骋沙场的追忆，有着跃马关山的壮勇，更多的则是对千里故园魂牵梦系的守望和依恋。因此，效先作为香火承继的一个象征，承继了文化的延续，也宽慰了翁朴园此等故老们的“哀时”之痛。小说结尾，冬日的暮风里，翁朴园扶着孙子的肩膀，这一老一少，映照出西天落日的悲凉，却也寓示了新生一代肩头的担当。
(全文完。作于202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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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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