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绿米

她佝偻着，整个身子嵌在沙发里，像一台锈迹斑斑的老机器。

那一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是我最后一次在家里看见她。

她家有一个大冰柜，是海尔的，已经用了二十多年，里面放着的，都是她的儿孙们喜欢吃的东西。母亲说：“我昨天去给她收拾家，看见冰柜里放着满满的两大兜牛肉。”我们都知道，这是她提前准备的过年要做的“红米绿米”的原料。

今天，是她在医院里度过的第四天。两个月前，她才刚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她瘫坐在病床上，耷拉着脑袋，像一个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一种生命即将消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像一张密密的网，罩的我喘不上气来。以病房里太热为借口，我匆匆逃离出来，打开窗户，大口大口地换着新鲜空气，望向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又一次想起她做的“红米绿米”，竟莫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预感，也许再也吃不到她亲手做的了。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个“不着家”的人，经常拎着公文包飞来飞去，如果要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她也会带着三个孩子和他一块去。新疆，是她待的时间最长的外地。就是在喀什，她和当地人学会了做“红米绿米”。

退休后，他们回到家乡文登。再后来，母亲生下了我。小时候的我嘴笨，不会说“手抓饭”这三个字，总是指着那碗有牛肉和胡萝卜的米饭叫“红米绿米”。没想到，“红米绿米”成为了我们之间的暗号，只要我踮起小脚，凑在她耳边一吹，偷偷地说“红米绿米”，她就笑呵呵刮我的小鼻子说：“又馋了？你这个馋猫子啊！”

一会儿的工夫，叮叮当当，一碗混合着油香、肉香和胡萝卜甜香的独特气味儿贴着鼻尖儿钻进鼻子。这时我一刻都等不及，伸手抓起一大块颤多多的牛肉塞进嘴里又吐出来，龇牙咧嘴地叫着“哦呵哦呵，烫！”看着我想吃又嫌烫的滑稽样儿，她却从不劝我慢一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中满是疼爱。在不停地呼气和吸气中，一碗“红米绿米”下肚，抹抹油嘴，拍拍肚皮，仿佛全身都蒸腾着香味儿。

大学放假归来，她总能掐准了我去她家的时间，一进门就让“红米绿米”阻上我的嘴。我轻轻地捕捉空气中弥漫的味道，还是那个味儿，一点都没变；就是这个味儿，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它见证了我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孩到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成长。

沉迷于她做的“红米绿米”无法自拔的，还真不止我一个。她的儿女、外甥们都迷恋着这种味道，大弟是个一米八几的高壮小伙子，饭量惊人，记得上次一不小心连吃了五大碗。随着小辈们渐渐长大，一个高压锅的饭根本不能管一大家子的饱，所以后来要做的时候，孩子们必须从自己家抱锅来支援。如果哪次吃饱后还剩了一些，她还会均匀地打包成三兜，走的时候一家的孩子塞一兜，不偏不向。我们常也因此和她打趣儿：“这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呀！”听了这话，她更兴奋了，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朵花，紧接着底气十足地说：“想吃还不管够么，么时候想吃咱就么时候再做！”我看着那个时候精神矍铄的她，头发总是黑亮黑亮的，年轻时就爱美，老了臭美依旧，发根儿稍微泛白，她就逼着大姑给她染发，白皙的脸，黑亮的发，看起来根本不像八十岁的老太太。

去年九月中旬，她住了一次院，出院后，竟再也没有要求过染头发。一瓶用过一半的染发膏寂寞地躺在陈旧的五斗柜上，躺在一堆大大小小、方方圆圆的的药盒中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变得不爱漂亮了，头发也很久没剪过，长的有些凌乱，花白的头发夹杂着上次染发遗留下来最后一点倔强的黑色。“我再也不染头发了。”她像是在和儿女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不知为何，我的心沉重起来，如一块巨大的石头不停地往下坠。也许，她真的是老了，永远地老了。

想起每年她过生日，晚上一家人都要吃“红米绿米”庆祝，这是只属于我们家的必要仪式。每次举杯的时候，我们的祝福词里总不会缺少“永远”二字，如今想来，未免讲得太轻而易举了。“永远”就像是一个黑不见底的深渊，有开始却没有结束。我们说的“永远健康长寿”，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不会永远健康长寿”，才是让人无法承受的现实。

和“永远”有关的词叫“永别”。它将这一头的人与那一头的人连接在一起，似乎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我们都是贪心的，渴望“永远”，痛恨“永别”，却又不得不接受和承受。也许，大家都需要一点时间，当自己的生命逝去的那一天，就能真真正正的和曾经想念却再无法见到的人“永远”在一起了。

母亲说：“我昨天去给她收拾家，看见冰柜里放着满满的两大兜牛肉。”它将和胡萝卜、米饭一起，做成我们最爱的“红米绿米”。

我知道，它的味道就是我们人生中最特别的味道——永远的奶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