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大乱斗21魏文崛起

东周大乱斗21魏文崛起

作者：公子晋

三家分晋后，因赵襄子率先挑起反对智氏的大旗，所以分到的地盘最多，韩魏两家相对少一些，我们可以看出三晋版图犬牙交错，往往国内领土之间交流起来还得向别国借道。魏国领土主要包括河东（旧都安邑在此）和河内（新都大梁所在），这两个地区倒是勉强可以连通，可是被韩国平阳和上党扼住了太行山要道，现今从大梁到安邑无论走哪条路都得经过韩国地界，魏国领土像个哑铃似的，要是在自己领土上行走极不方便，属于典型的飞地，类似美国的阿拉斯加。三晋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全国皆是前线，所以魏国强大的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过多树敌也并非完全出自它本意，只不过是四面受敌下的条件反射罢了，你不打别人就随时可能四分五裂。

魏家掌门人魏文侯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几十年历史教训让他做出三晋暂时不能内斗的决定，如果选择窝里斗估计三晋还没崛起就同归于尽了！还好魏国有132平方公里的盐池（号称中国死海，运城得名也因其为元朝盐运司所在地）来获利，齐国的富强主要是海盐的功劳，北宋的盐税就占了全部税收的一半，盐池之于魏国就和煤矿之于山西一样重要。不过早期魏国盐业是民营企业家猗顿（范蠡的弟子）家族经营的。

和平年代倒是好说，但国家被封锁时不可能让人拿盐当饭吃啊。魏国要发展，主要任务就是把飞地连接起来，而连通飞地就必须强兵，强兵的先决条件就是富国，只有国家富裕了才能养活起军队。海归李悝（曾参的学生）在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统计后为魏文侯算了一笔账，说明为什么当时农民积极性不高：魏国耕地面积有三分之二，如果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就会增产三斗，要是偷懒怠工就会减产三斗。以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为例研究，每户耕地平均100亩（按古田一亩是248.38方米），正常年景亩产也就1.5石，全年毛收入就是150石（百石折合现在的20市石左右）。土地税按王者之政的10%来算，一家还剩135石，除去全家口粮一年只能盈余45石。按当时每石粮食30文的市场价来算，也就是1350文。

再除去地方摊派300文，手头上就只剩1050文了。而且每人每年买衣服要花300文，总共1500文，每家每年还得倒贴450文，另外看病花销和官员敛财等问题还没考虑进去。农民生活困苦主要原因就是荒年吃不饱粮价高地吓人，丰年的时候多收了三五斗又被中间商盘剥了，所以李悝制定了平籴法。“平籴法”是管仲农业改革和范蠡“平粜法”的升级版，理论依据是计然（范蠡的老师）的经济学著作（计然曾指出每石粮食的价格在20～90之间波动，如果20则会影响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如果90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政府应该使粮价控制在30～80之间），主要是为了打击中间商，但分类更科学了！

李悝进一步指出如果粮食价格过低伤农的话国家就会贫困，如果粮食价格过高损害到所有消费者利益，百姓就会逃到别国去，人口一减少兵员就减少了，形成恶性循环国家就无人保卫，甚至灭亡。因此“平籴法”把丰年分为上熟（600石，每百亩产量，下同）、中熟（450石）、下熟（300石）三个等级，灾年分为小饥（100石）、中饥（70石）和大饥（30石）三个等级，交公粮多少要根据年景来决定。上熟时国家收购多余的三倍囤积，中熟收购多余的两倍粮食，下熟收购多余的一倍粮食，小饥之年政府就出售下熟之年的存粮，中饥之年就抛售中熟之年的存粮，大饥之年就售出上熟年景买来的粮食，这样粮价就稳定了，粮价一稳所有的物价都稳了，百姓灾年也能安居乐业，好年景时农民也免于被盘剥，积极性自然就高了，种田会更卖力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百姓都富足了魏国也就富强了。

另外李悝还非常重视法制建设，在晋国刑鼎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法经》六篇，后来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如果说郑刑书、晋刑鼎是电脑汇编语言，那《法经》就是电脑C语言。魏国正是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才得以保障改革成果，而改革又使魏国具备了称霸的物质条件。《法经》不但保障了经济制度改革的成果，而且还禁止多妻制，有一妻二妾的要割耳朵，两妻的处以死刑！赌博是要罚款的，太子赌博要笞刑，屡教还不改就可以直接把太子换掉，颇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味道！

对人才越重视的国家发展就越快，日不落帝国就是率先提出专利政策的，同样魏文侯对人才也是非常重视，他吸纳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西门豹、乐羊、李悝、吴起、屈侯鲋等一大批人才来为魏国效力，这些人才中有归国华侨（子夏、段干木），有外国人（田子方、李悝、吴起），还有布衣平民（乐羊、吴起），真可谓“不拘一格用人才”啊！值得说明的是，魏文侯还拜大儒子夏（韩非把儒家分为八类，并不包括子夏，郭沫若的解读是韩非把子夏归为法家源头）为师，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其住所都要行注目礼）和田子方（子贡的学生，傲视权贵，后到齐国发展）等知识分子，而子夏和他的弟子们为魏国崛起培养了大批人才。以公羊高、谷梁赤为代表的优秀弟子所讲解的《春秋》因其宣扬忠君思想（赵襄子把尊重他的高共列为第一功臣也是在宣扬忠君），能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受到魏文侯的大力扶持，他俩的讲义被后人整理为《公羊传》和《谷梁传》，魏国一时成为思想出口的文化高地。

后来魏文侯怕人才不为己所用就只让魏国贵族到段干木的高级班深造，普通人没资格去学习。因秦国人向来仰慕中原文化，秦灵公在公元前422年祭祀黃帝和炎帝，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记录的官方祭奠黄帝和炎帝，魏文侯就派子夏等人到西河讲学，在文化上同化和感召秦国，形成了西河学派。后来在翟璜和魏成子争夺相位的时候，李悝就说虽然你翟璜对我有知遇之恩，又推荐了西门豹、乐羊、屈侯鲋（太子的老师）等一系列人才，那些人也都建功立业了，国君拿他们当臣子来看待，但人家魏成子把家财的九成都花在了国外，为本国聘请到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位大师级人物，这三人国君都当老师来供着，可见你俩的差别了，所以我觉得国君立魏成子为相是对的，我要是推荐你那就是结党营私了！

魏国国内发展到一定程度，空间已经不大，便开始向外扩张了。此时的赵国被中山国折磨得焦头烂额，就邀请魏国出兵相救，另外赵国也想收渔翁之利。乐羊用了三年时间灭掉中山使魏国名声大噪。围城战在战国已成了家常便饭，但冷兵器时代围城的难度系数也忒高了！魏文侯对乐羊那是相当的信任，让乐羊看那箱弹劾他的奏折，后世曹操就曾效仿魏文侯的做法烧了部下和袁绍私通的信件，表明自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就是想清算证据也没了！可见一个人的成功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功劳，上级的支持和配合也很重要啊！不过乐羊分吃儿子羹的桥段太血腥，保持存疑。

邺城是防止韩赵南下抢滩的重镇，魏文侯派能人西门豹来治理真是一着妙棋。关于西门豹破除封建迷信，兴修十二条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等事，小学课本里都有！后来魏文侯又应韩国邀请去攻打郑国，顺便接管了一些战略要地，之前在帮赵国打中山时也收编了一些军事基地，为魏惠王时代侵略韩赵打好了坚实基础。毕竟那个时代三晋祖宗都在一个公司上过班的，多少有些感情，再说三家领土纠纷太多，所以魏文侯一直主张三晋携手走出去。三家携手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公元前404年齐国发生内乱，田会投靠赵国，三晋联军在龙泽力挫齐军，俘获战车两千，杀死齐军三万，诸侯震恐。

吴起的老家在山东定陶，当时属卫国，是个中立地带，加上有陶朱公（范蠡）这个商界巨子的带领下，这个地方的人大都会做点小生意，吴起的祖先通过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种田不如经商，经商不如当官，吴起报考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儒学，拜曾申为师，想脱掉身上那套布衣的行头。

郭沫若曾这样说道：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会磨灭的人物，秦以前作为兵学家是与孙吴并称，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吴起虽然帮鲁国打垮了齐国侵略者，但是没有受到重用，后来被魏文侯招聘去了。在魏国的吴起跟着子夏继续学习深造，在思想上又受法家李悝影响，逐渐成长为为数不多的综合性人才。

魏文侯命吴起攻打西河之地，也就是说魏国开始向西发展了。吴起镇守西河，与秦人等诸侯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平局，吴起简直是秦国人的噩梦，到楚国后又成了魏国人的噩梦，吴起真乃神人也！《尉僚子》说吴起所带兵为七万，《吕氏春秋》上说不会超过五万，吴起能带着几万人的军队屡战屡胜真不简单。首先吴起挑选的武卒要求严格，兵贵精而不在多，羊群再多也无法威慑狮子。魏国武卒属职业军人，不用纳税，积极性比较高；另外吴起与士兵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拿士兵当亲兄弟来对待，据说他曾为士兵吮脓，后来李世民也效仿他为阿史那思摩吮血。魏文侯死后，吴起没能当上相国自然会闹点小情绪，再加上说话直不受魏武侯宠信，司马迁说他后被权臣公叔痤陷害只能到楚国发展。有学者考究公叔痤在浍北战胜后归功于吴起余教，赏其后裔“田二十万”，行事光明磊落，不像是陷害吴起的幕后推手，倒有可能如《吕氏春秋》所说是王错告吴起谋反。魏武侯不可能借不愿尚魏公主这等小事来打压吴起，纵然心底里这么想也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再者，吴起政治生涯的三个重要转折点都和女人的绯闻有关（在卫出妻明法，在鲁杀妻求将，在魏不尚公主），巧合过多就有些不真实了，极有可能是历代儒生对吴起的污蔑。

到楚国后吴起摇身变成了改革家，帮新老板楚悼王北拒魏人，南收扬越，占领洞庭、苍梧。只不过得罪了贵族，大老板一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人家商鞅起码还是被自己制定的司法程序审判而死，吴起横死灵堂可见楚国改革不彻底）。吴起虽然当初进文化圈和政治圈有背后财力的支持，但完全靠本事达到了出将入相的人生目标！纵万箭穿心，死而无憾！

吴起不仅仅是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起的师伯乐正子春和老师曾申都讲解《春秋》，所以吴起也懂《春秋》，姚鼐和童书业从《左传》的战争描述和对三晋的立场推断说吴起参与了《左传》成书的修编工作，而激进的钱穆、郭沫若则认为《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纵观中国历史，像吴起这等文武双全、坐言起行的人才真是没几个，就是放到世界历史上他也是一颗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