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师是我们的大学班主任，我不知大学为何还有班主任？其他大学或许如此，只是这是我第一次读大学，不知道各校的情况。汪老师平常都是一脸平静自然的，样子非常的好。两年了，我没有见过他面有愠色，按理说，既是一个人，照理都有忧苦激愤，感情失常的时候，想必汪老师短短一生中必定也见过、遇过若干足以扰乱他的事情，我与他认识的时间不长，无法接触到他生活的全面，无从得知。不过凡我历次所见，他都是那么对世界布满温情、平静而自然的样子。我相信他这样的时候最多。汪老师中等身材，称得上是壮硕，有一副中年男子常有的啤酒肚，精神还不错，这两年明显的发现苍老了不少。汪老师有他自有的幽默，是哲学家的幽默，非常灵动、迅捷，带有一种智慧。课堂上的他偶尔会说说他的“幽默”，我们常常一时听不懂，需“景润、景润”一番才能发现其中的味道。
上一学期，汪老师开了一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课。这是一门哲学课，带有思辨的色彩。汪老师上课有一个习惯，喜欢在课前抛出一个问题，按学号来一个个的点名让我们回答问题。这种“一石二鸟”的方式十分有趣，又常常奏效，既达到了点到的效果又启发了我们的思考。书中那些纷繁的书籍和一长串的人名，我现在大都忘记了，只是觉得老师提问的方式十分有趣，就是这种随意的问题在点到的刻意下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这一群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一个的，像成语接龙似得接着，慢悠悠地、不急不躁地站起来，或长篇大论或短小精悍，有些人的回答分明是没有明确观点的，却有趣到让全班人为他鼓掌，有些回答只是零散、杂乱的价值观最正确的提法，看似正义却很无聊，更多的是那些言辞精炼、层次清晰的有意思的观点，虽然有些人很害羞，声音小得出奇，一发言却让人不得不惊叹她们思想的活跃。这些哲学问题往往是零散的，或许是老师突发奇想，在路上走的时候的异想天开，也有可能是睡觉前的灵感乍现，这就不得而知了，汪老师也不在课上限定我们的回答，也往往没有提示，哲学嘛，来自对世界的追问，就是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又常常引发我们思想的碰撞与交流。
印象最深的是那天的一个提问，马克思可不可以做到经济上的富足和思想上的高产的统一？或许可以这样阐述，富裕的马克思能不能写出如此多天才般的巨著，不论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还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露？
对于这一点，大部分看法都是否定。我也没有例外。只是好些个人谈论的是孟子的那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话来作答，引用那些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些耳熟能详的话来回答，阐述马克思是经过磨练后才能写出如此多的鸿篇巨著，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到如此大的启发作用的。
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我看来太过于无聊、陈旧，而且我也只能想到这一回答。后来的我莫名其妙的想起了当初看《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在后记中写的一句话“不是不能为，是不愿为”，仔细一想，深以为然。马克思本身就是出身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更何况，身边还有如恩格斯这般富裕的朋友，投身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本就是一种信仰，是背叛自身阶级的做法。假若“富裕的”马克思去做贫穷的“无产阶级”的导师则于理不合（虽然恩格斯是这样的），更何况马克思青年时就曾立志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让自己的行为有了代价在他看来或许是一种“亵渎”。
你去看《倚天屠龙记》，张无忌甘受灭绝师太三掌，在光明顶上奋身而挡六大派，你以为他是在求名，是在逞勇？其实不是，他仅仅只是觉得“应该做”。
张无忌的性格之中，把中国古代侠士所看重的“侠”字发挥得很充分。侠士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去做义所当为的事，他们往往不顾一切地、不接受任何代价地去追求正义。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却坚持拒绝美丽的京娘委身，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接受了，他的义举便有了代价，就不是高尚的侠义行为。柳下惠在暴风雨大作的夜晚“坐怀不乱”，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假若有了代价，就没有这一千古佳话了。这也与中国人的观念相符，往往只是在良心上觉得应当这样做，便去做了，并不是求来生较好，未必是为了免得在地狱中受苦。只是觉得“应该做”。
我也觉得马克思身上有着这一股“侠气”，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去做义所当为的事，而是不顾一切地、不接受任何代价地去追求他认为的正义。宁愿背叛自自己的阶级，去和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任劳动人民站在一块儿，不顾个人名利荣辱、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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